高考历史各朝代知识点第048卷隋唐五代教育史.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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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全史048/一百卷史仲文 胡晓林中国隋唐五代教育史 本卷提要 隋唐五代时期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其时的教育既反映了隋唐五代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水平,又促进了当时社会的进步,是中国古代教育的典型形态。 本书旨在以严肃的历史事实的陈述为前提,把隋唐五代的教育及其中的具体现象放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通过对当时宽松、开放、灵活的文教政策的确立及其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的基础;教育改革的前提和动力;完整、系统的学校教育制度的建立及其运作机制、教育内容、教材审定、教育方法的提倡;社会对人才规格的规定和选拔方式的演变、成熟以及科举考试的完整制度和方法的确立、对当时及后世选拔人才的
2、意义;作为当时灿烂的物质文明的直接中介的实科教育及形式;作为整个时代的教育实践的理论总结的教育思想及其承绪等等方面的深入探讨和评价,力图从中找到那个时代教育兴衰的脉络,体悟教育发展的某些规律性,从而于现实的教育改革和实践有所鉴益和启发。 一、隋唐五代教育概述隋唐五代的教育包括公元581年至公元960年的长达370余年的教育历史。这一历史时期,既是中国古代社会走向鼎盛的时期,也是中国古代教育最有成效的时期。在中国古代教育发展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特殊的意义,为古代社会的文明进步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第一,奠定了古代社会后期重视文教、以文兴国的基本国策,使儒家学说和孔孟之道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核心,
3、作为社会的统治思想,具有了国家法定的意义和保障。 第二,适应多民族的统一的大帝国的形成和其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建立了以儒学教育为主体的层次严密,上下贯通,主辅分职,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职业教育相结合的完整的学校体系,并且从教育政策、方针、目标、设施、教材、教师、学生各方面给予了系统的保障。尤其是私学和书院的发展,作为古代国家教育的一种补充形式,为教育力量的增长注入了新的活力。对于古代社会后期学术文化的发展,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三,建立了较为客观、公正和合理的人才选拔制度和人才考察制度,使社会的人才选拔与学校教育紧密结合,学校育人与社会选人用人有了一个良性的循环机制,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
4、,形成了社会文明与进步的价值取向和积极向学的风气。 第四,建立和实施了系统的实科教育体系,使古代教育具有了多元化的结构和功能,对于当时社会物质文明走向鼎盛发展,发挥了实际作用。 第五,在教育思想上,适应儒学思想的第二次变革,在总结前人的理论和现实经验的基础上,探索了经学教育思想向理学教育思想转化的方式、途径及其理论形式,初步提出了理学教育思想的一些基本范畴和概念,为宋以后理学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作了理论准备。 隋、唐、五代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走向鼎盛的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空前繁荣,教育事业也得到了蓬勃发展,而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又反过来有力地促进了当时的政治、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发展,
5、促进了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 隋唐五代三百多年时间,是中国古代社会走向鼎盛的时期,古代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空前繁荣和昌盛。隋唐统治者为了巩固其政权,维护其统一的政治统治,加强统一帝国的统治基础和中央集权,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内,都自觉地采取了一系列自上而下的改革。这些改革为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政治基础和物质条件,使教育事业也得到了蓬勃发展。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的建立和发展,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集中的、等级分明的教育体制和管理体系;要求有统一标准的教育内容和配套成龙、自成体系的教育方法等等,而这一切又反过来客观地促进了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可以说,在这一时期,古代社会的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达
6、到了一种相当的和谐和统一。 (一)帝国初创与隋文帝文教政策的摇摆隋承北周而立国。北周晚期外戚隋国公杨坚总揽朝政,公元581年废周静帝,立国于长安,改元开皇。公元589年灭南朝陈国,从此结束了魏晋南北朝以来三百多年的战乱和分裂割据局面,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帝国。虽然隋朝国祚太短,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各个方面的改革并没有完成,但它在客观上为唐朝的继续改革探索了道路,奠定了基础,构思了基本的思路和规模框架。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 在政治体制上,隋的中央官制废除了北周所置的六官,确立了三省六部制度;地方官实行州县两级制。这一措施不仅裁汰了一些冗官,提高了工作效率,为政府节省了开
7、支,而且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和政治的统一。军队管理实行府兵制与均田制结合,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隋书高祖纪),这一措施不仅加强了政府的武装力量,而且将军事统率权集中到中央政府,支持了中央权力的上升。此外,宽简刑制,缓和了社会矛盾。用科举制度取代了九品中正制,打破了门阀大族把持选举的局面,把选举权集中到中央吏部,这不仅削弱了地方士族的势力,加强了皇权,而且也利于当时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在经济上,隋唐继续实行均田制,一方面限制了地方贵族对土地的兼并和地方豪族势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和工商业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大运河的开通,消
8、除了南北经济交流的障碍,逐渐形成了东西二京两个最大的商业都市。西京长安有东西二市,东市名都会,西市名利人,俗具五方,人物混淆,华戎杂错。去农从商,争朝夕之利;游手为事,竞锥刀之末(隋书地理志上)。东京洛阳有三市,东市名丰都,市周六里,通门十二,其内一百七十二行,三千余肆。甍市齐全,遥望一加,榆柳交荫,通渠相注。市四壁有四百余店,重楼延阁,互相临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积(大业杂记);北市通远,周围六里,其内郡国舟船,舳舻万计(同上),国内边疆少数民族和外国商人都曾入市交易,可见当时商业贸易是相当繁荣的。 伴随着政治经济的改革,隋朝统治者在文教政策上也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由于历史的大转轨,对新旧意识
9、形态的选择和新旧意识形态本身的转化以及适应新社会的功能所必需的调整,隋朝的文教政策在肯定传统儒家学术的基本思路的前提下,曾出现过某种动摇和怀疑。 一方面,在肯定儒学的同时,对佛、道二教也并不放弃。隋文帝杨坚幼年时寄养在智仙的尼寺里,十三岁才还家。周武帝灭佛,智仙隐藏在杨家。预言隋文帝日后会做皇帝。重兴佛法。隋文帝深信自己得佛保佑,对群臣宣称我兴由佛法,大力提倡佛教。实质上,隋文帝已经认识到佛、道、儒三教可并用作为思想统治的工具。文帝即位之初,于开皇元年(公元581年)即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并由官府写经置寺内,风靡全国。于是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百倍(隋书卷三十五经籍志四)。
10、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大抵东汉迄南北朝时期,是其被中国文化吸收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里,佛教徒的贡献主要是翻译经典,其次才是阐发义理,而隋唐时期,是佛教的融化时期,在这一时期里,佛教徒的主要贡献是创立宗派(学派),形成中国化的佛教哲学。这一工作随着隋文帝对佛教的提倡而逐渐开始了。 道教尽管在争夺地位高低时反对佛教,但隋统治者对其基本采取调和的态度,不仅儒道两个宗教可以调和,而且宗教和儒学也可以调和。隋炀帝居东西两都或出游,总有僧、尼、道士、女官(女冠,女道士)随从,称为四道场。 另一方面,对儒学的态度也时冷时热,时扬时抑。隋文帝杨坚认识到,三教虽可并用,但作用不同,要使人民顺从地遵守忠君孝亲的人伦道德
11、,服从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训练从政的官吏,便要依靠儒学。故儒学又在相当的程度上被推崇。 自从汉武帝确立独尊儒术的政策之后,儒学定于一尊,曾促进了儒学教育的蓬勃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玄学、佛教和道教相继兴起,儒学一度衰微。隋统一中国后,在三教并重的思想指导下,儒学开始有所复兴。文帝即位,曾采纳牛弘建议,广泛征集儒学经典。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完毕,原书归还本主,由此搜得不少异书。灭陈后又得一批江南图书。分散的书籍集中在朝廷。当年周武帝时,积累书籍已满一万卷,灭齐得新书五千卷。如今共有三万七千余卷,含重复本达八万卷。隋文帝又使人总集编次,称为古书。选工书之士,补续残缺,写出副本,与正本同藏宫
12、中。隋炀帝时,又将儒学经典加以整理分类,分为甲、乙、丙、丁四组,分统于经、史、子、集四类,成为后来史籍分类的正统方法。炀帝将所有书藏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厢。东厢藏甲乙,西厢藏丙丁。殿后起二台,东为妙楷台,藏魏以来书家手迹;西为宝台,藏古画。 隋朝又借全国统一,积极促进南北儒学的合流,使儒学中的南人简约,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的不同特点逐渐融合。这是经学教育的一个重大改革和发展。 由于隋文帝积极振兴教育,一度出现了学术与文化的昌盛景象:四海九州,强学待问之士靡不毕集焉。天子乃整万乘,率百僚,遵问道之仪,观释奠之礼。博士罄悬问之辩,侍中竭重席之奥,考正亡逸,研核异同,积滞群疑,涣然冰释。于是超擢
13、奇隽,厚赏诸儒,京邑达于四方,皆启黌核。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隋书儒林传序卷七十五) 同时,隋文帝还注意搜罗儒术人才,用重礼聘请,许以高官厚禄,把著名的儒士都集中于京都。 文帝一面崇儒,一面兴学,自京都至州县均设学校。文帝还亲至国子学参加释奠礼(开学典礼),奖励国子生,考选国子生为官。开皇三年(公元583年),下令劝学,强调设学施教是立国为政的首要任务,进行礼义教育是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589年统一全国之后,又令所有学校都要勤训导、严考课。 但终隋之世,儒者的地位在统治者心目中始终没有能真正提高。隋收儒林序说,汉
14、魏大儒多清通,近世巨儒多鄙俗。原因是古之学者,禄在其中;今之学者,困于贫贱。明达之人,志识之士,安肯滞于所习求贫贱者哉。此所以儒罕通人,学多鄙俗者也。开皇初年,隋文帝曾令国子学保荐学生四百余人,考试经义,准备选取一些人做官。由于应考诸生所据经说有南有北,博士无法评定高低,始终未得解决。此后,大概不再举行考试,儒生的出路便几乎断绝。隋朝最著名的儒生仅刘焯,刘炫二人。刘焯因计较束脩(学生交纳给老师的学费),声名不佳;刘炫曾借隋炀帝购求书籍之机造伪书百余卷,骗取赏物。所谓巨儒必鄙俗,不受重视,可见一斑。文帝晚年,崇佛更甚,甚至排斥儒学,为石虎、梁武帝、齐文宣帝等崇佛君主之所不敢为,使佛教在短短的时间
15、里几成国教。儒学和佛道的地位相距愈远。公元600年,隋文帝诏令严禁毁坏、偷盗佛道两教的神像,而第二年却藉口学校生徒多而不精,下诏书废除京师和郡县的大小学校,只保存京师国子学一处,学生名额七十。刘炫上书切谏,隋文帝不听。但就在当天,却颁舍利于诸州,前后营造寺塔五千余所。这是公开助佛排儒。隋炀帝恢复学校,但仍并不改善儒生的地位。隋末刘炫门下许多生徒参加窦建德的瓦岗军,足以说明朝廷对儒生的态度。隋文帝晚年的助佛教反儒学,比起南北朝君主助一个宗教反另一个宗教来,其结果更坏,它使隋王朝丧失了正统的意识形成,加速了统治基础的崩溃。后来的唐王朝由此认识到,三教都是可为统治秩序服务的,同时并存,各有其用,不能
16、偏废。 (二)统一大帝国的建立与儒术重振1。唐帝国的政治经济改革唐朝在隋末的混乱中以反隋而立国,高祖李渊本也为隋朝命官,于公元618年在长安称帝,又重新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帝国。在隋朝各项未竟的改革事业基础上,继续进行了各个方面的改革,先后出现了唐太宗时期的贞观之治和唐玄宗时期的开元之治,使唐王朝成为当时世界上一个强盛而先进的文明国家。 所谓唐承隋制,隋朝各项集权政治的措施,多是继承隋朝而加以变化。 唐初帝王特别是唐太宗,认识到水能载舟,亦也覆舟的道理,以隋为鉴戒,力求除去隋朝的弊制,推行了一些革新的政策。在官制上,沿袭了隋朝的三省六部制,中央行政管理机构的设置更加完备,地方改隋炀帝时的郡县
17、为州县两级,设州刺史和县令。贞观设道,开元间分开下为十六道,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在兵制上,亦沿袭隋制,使府兵制与均田制更进一步结合,既保证了从均田制下征调兵源,减少国家常备军费,又加强了中央的军事控制力量,同时几次修订律令,宽简刑法,扩大了统治基础。在官吏选拔上,唐王朝完整地继承并发展和完善了科举制度,使中央集权得到有效的组织保证。 在经济上,唐朝继续颁行均田制和租庸调法。这一措施巩固了府兵制,又使国家政权的纳税基础不断扩大,垦辟了不少荒地,扩大了耕地面积。同时,输庸代役,也多多少少减弱了个体农民对国家和土地所有者的人身依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
18、展。与此同时,手工业,如纺织业、造船业、矿冶业、造纸业、瓷器业、制茶业、制盐业等等都有了显著进步,为商业的发达和繁荣奠定了基础。此外,唐王朝也采取了一些发展商业的措施。如发展交通,统一货币和度量衡等等,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和都市的繁荣。仅以长安为例,有东西二市,东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奇珍,皆所积集。(长安志卷八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三)西市内店肆如东市之制,市署前有大衣行,杂揉货卖之所(韦述两京新论卷三)。两市各占两坊之地,商业极盛。对外贸易也相当发达,如西北陆地,由西域通往西亚、欧洲各国,有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东南海路,以广州为最大的贸易港,东南亚各国如林邑、真腊、河陵、宜利佛逝,以至
19、狮子、波斯、阿拉伯等国家,都到广州做生意;在东方与日本、新罗的贸易更为频繁。由于唐王朝的各种努力,唐中叶以前近百年间,社会经济出现了十分繁荣的景象,所谓自贞观后,频至丰稔,米斗四五钱,马牛布野,外户动则数月不闭,百姓殷富,丁壮之人,不认兵器(通典卷七食货七历代盛衰户口)。 政治的稳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教育事业发展的政治基础和物质保证,也提供了新的教育内容和教育要求,唐代的教育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完成的。2。从马上得之到守成以文 一定社会的文教政策是一定社会政治经济反映,唐王朝的文教政策也不例外。唐王朝立国前后的政治转变和战略方针的调整,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众所周知,李唐王朝是在马上得天下的。七世
20、纪初,在农民革命浪潮的冲击下,隋政权分崩离析。隋失其鹿,群雄角逐,各地地主豪强纷纷拥兵自重。李渊、李世民军事集团勃起于太原,西进关中,夺取政权,建立李唐王朝,接着便开始了一场艰巨复杂的统一战争。指挥这场战争的主要人物是李世民。他持续七八年,驰聘沙场,东征西讨,翦灭群雄,为建立多民族的统一的封建王朝立下了赫赫战功。战争结束后不久,李世民以功善天下,中外归心继承帝位。当时,国内由于长期军事动乱,民力受到严重损伤,生产破坏,经济衰微,再加上边境冲突不断,又连年遭受自然灾害,新政权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怎样才能使年轻的李唐王朝得以巩固?使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以治理?对此,朝廷里发生了两次激烈的辩论。第一
21、次围绕战后如何治国的重大问题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跟随李世民东征西讨的忠实将领、天策府长史唐俭向李世民提出:汉祖以马上得之,不以马上治之。(旧唐书卷五十八唐俭传)谏议大夫魏征向李世民提出偃武修文四字方略(资治通鉴太宗贞观四年)。所谓偃武修文,就是停止用兵,停止军事行动,实行文治。从当时的历史实际来看,魏征的四字方略,符合战后形势需要,因此深得李世民称赞。但是,以宰相萧瑀、副宰相封德彝为首的不少朝臣却纷纷上书表示反对。他们认为打天下靠武力,治天下也要靠武力。上书者皆云:人主当独运权威,震耀威武,征讨四夷(同上),封德彝向李世民提出:陛下以神武平海内,岂文德之足比!(资治通鉴太宗贞观元年)这实际
22、是反对魏征偃武修文的文治主张,认为文不及武。在两种对立的意见面前,李世民审时度势,认为:治国与养病无异也。病人觉愈,弥须将护,若有触犯,必至殒命。治国亦然,天下稍安,尤须兢慎。(贞观政要卷一)最后作出结论说: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资治通鉴太宗贞观元年)这十六个字表明李世民断然否定了文不及武的意见,采纳了魏征偃武修文的主张。其中守成以文四字完全肯定了魏征的偃武修文四字方略,成为贞观文治的指导思想。当时,社会正处在由动乱转向安定的过渡时期,李世民接受隋炀帝穷兵黩武的历史教训,及时地改变战略,由戡乱以武转为守成以文,从武功转到文治,是一个重大的政治转变。这一转变有利于促进社会安定
23、,有利于扭转隋末动乱留下的衰微局面,对社会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为社会文化的兴盛和发展创造了前提。守成以文,其特点是文,要实行文治,必须要有文化。因此,李世民十分重视统治者的文化修养,认为:不学,则不明古道,而能致太平者未之有也。(贞观政要卷四)又说:为人大须学问,。古人云,不学,墙面,莅事惟烦,不徒言也。(同上,卷六)人臣若无学业,不能识前言往行,岂堪大任。(同上,卷七)这和隋文帝晚年不悦诗书,废除学校(隋书卷一高祖下),轻视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守成以文方针确立以后,围绕着对人民施行教化(资治通鉴太宗贞观四年)的问题,在朝廷展开了又一次激烈的辩论。辩论的中心是能不能对人民施行教化?要不要施行
24、教化?要不要发展文化?魏征认为国家处于大乱之后,人民乱后易教,犹饥人易食也,若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期月而可。(同上)极力支持对人民施行教化的主张。以萧瑀、封德彝为首的一部分官员则极力反对。封德彝向李世民提出:三代以还,人渐浇讹(变坏)。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盖欲(教)化而不能,岂能之而不欲邪?魏征书生,未识时务,若信其虚论,必败国家。(贞观政要卷二)李世民针对封德彝的观点提出置问: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为什么很快就败亡了?萧瑀认为秦统一六国是错误的,说:六国无罪,秦氏专任智力,蚕食诸侯,所以败亡。李世民当即予以反驳,认为秦亡的原因主要在于统一六国以后,专行诈力,不施教化而实行
25、残暴统治的结果。不难看出,萧瑀、封德彝主张任法和杂霸道,实质是要国家施行苛法、武力统治,而李世民、魏征主张施行教化,其意图是用仁政、文治促进社会安定。这场辩论不单纯是文化上的教化问题,实质上是关于如何治国的问题,是第一次辩论的继续。通过辩论,李世民卒从征言,决心发展文化教育,大阐文教(唐会要卷六十四弘文馆)。他曾对中书令岑文本说:夫人虽禀定性,必须博学而成其道,亦犹蜃性含水,待月光而水垂;木性怀木,待燧动而焰发;人性含灵,待学成而为美。他领会到人性美必须学成,进而注重对所任用官吏德行、学识的要求。贞观二年(公元628年)他对侍臣说: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人,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
26、学识为本。李世民把官吏学识与德行作为同样的要求,认为除必备社会要求的德行外,为了培育具有识前言往行能力的官吏,就必须使官吏有学业,因而,重视国学建设,发展学校教育成为唐太宗治国的重要策略之一。李世民这样做并不是偶然的。他在隋末农民战争的强烈震撼中,在山河改姓的亲身经历中,深刻地感受到: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贞观政要卷八)严峻的历史事实迫使他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最后提出:朕看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任法御人者,虽救弊于一时,败亡亦促。(同上,卷五)把两场辩论的结果联系起来看,不难理解,大阐文教是李世民推行守成以文方针的一个重要战略部署,也是当时唯一的客观的
27、选择。这一战略部署的确立,表明李世民为发展社会文化迈开了步伐。李世民实行这一战略部署的决心很大,他的诗作中就有蕺武耀七德,升文辉九功,八表文同轨,无劳歌大风(全唐诗卷一)这样的句子,表达了他的决心和意志。 3。大阐文教的措施及成就在守成以文的方针指导下,李唐王朝采取了许多大阐文教的措施,为发展社会文化教育,提高整个国民的文化素质作出了很大的努力。(1)尊孔崇儒唐高祖李渊在开国伊始,即颇好儒臣,除设立儒学外,于武德二年(公元619年)下诏兴仕崇儒,令有司于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四时致祭。又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亲自到国子学参加释奠礼,并令僧、道和国子博士相互问难,因而使学者慕响,儒教聿
28、兴。这是在文教政策上崇儒的重要标志。 唐太宗李世民更是锐意经术,在其仕秦王时,就在王府内设立文学馆,召集名儒房玄龄、魏征、杜如晦等十八人为学士,共议天下大事,登位之后,益崇儒术(新唐书褚亮传)。即帝位后,又设立了弘文馆,选拔天下儒家学者虞世南、褚亮、姚思廉等各以本官兼学士,同他们讲论经文,商论政事。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下令取消周公祠,专立孔子庙,以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自此,全国学校无不遍设孔子牌位,官学祭孔沿袭成习。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又大征天下儒士以为学官。贞观四年(公元630年)诏各州县学皆立孔子庙。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诏尊孔子为宣父,在兖州设庙。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
29、)设崇贤馆,招集儒生研究经术。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诏求前代通儒子孙,特加引擢,并下诏优赏梁朝的皇侃、褚仲都,北周的熊安生、沈重,陈朝的沈文阿、周弘正、张讥,隋朝的何妥、刘炫等前代名儒。是年还亲率百官至国学,命祭酒孔颖达讲孝经,对祭酒、博士及优等生分别赐帛。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诏天下诸州,举儒术通明、学堪师范者,具以名闻。大量征集有学识的儒生为学官,大力提拔精通儒术的官员,让他们居于高位以奖励儒生学者。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诏以历史上著名的儒家、经学家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德、戴胜、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
30、王弼、杜预、范宁等二十二人配享孔子庙庭。李世民还大收天下儒生,尽召天下惇师老德以为学官,赐帛给传(驿站车马谓),令诣京师,授以博士、助教之职。贞观六年(公元632年)授冀州人孔颖达为国子司业,十二年(公元638年)拜国子祭酒;征魏州人司马才章为国子助教,王恭为太学博士;贝州宗城人盖文懿为国子博士;精通毛诗、礼记的许叔牙为太子洗马,兼崇贤馆学士;繁水人马嘉运,贞观十一年拜为太学博士,分经教授学生,未终经无易业。李世民都给他们以优厚待遇和很高地位。李世民曾亲自著帝范二十一篇,阐述儒家的帝王术。他选择了儒学作为其建立统治秩序的主要思想工具,力图从儒学中寻求制度、方针、政策的理论依据。他宣称:朕今所好
31、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贞观政要卷六)由此可以想见其尊崇儒术的程度。其尊崇儒术的目的亦跃然纸上,是依靠儒术作为思想统治的武器以维护其政治统治,把儒术视为决定其政权存亡的根本。 太宗以后诸帝,也基本上都是尊崇儒术的。唐玄宗李隆基为太子时,就曾亲去太学大开讲论。即位后,又多次下诏州县及百官举荐通经的人才,并曾在秦坑儒的地方为遭难的几百儒生立祠宇,以示重儒,提高儒士地位,还以掌握儒术为用人标准。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追封孔子为文宣王,把孔子抬到了帝王的地位,并赠孔门弟子数十人为公、侯、伯。次年,应国子祭酒刘瑗所请,释奠日群宫官道俗皆应赴国
32、子监观礼,并定为常制。唐代宗李豫说他自己是志承理体,尤重儒术。使四科咸进,六艺复兴。(旧唐书代宗本纪卷十一)他亲到国子学释奠,宰相以下的大官和六军军将都去听讲。唐文宗李昂、宣宗李忱时曾诛杀和流放道士,唐武宗李贤毁佛等行动,都是与崇尚儒术有联系的。 唐朝尊崇儒术的文教政策,还体现在唐礼和唐律上面。唐代统治者十分重视礼的作用,屡次制礼,大唐开元礼一百五十卷便是集其大成。唐礼体现了孔子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政教思想,以孝悌为礼教之本。唐代极力提倡孝道,唐玄宗曾亲自注孝经。在提倡孝道的后面,表现的是欲求忠臣,必于孝子的伦理政治教育的思路。李唐王朝同时把礼作为堤防的工具,其中贯彻着三纲五常的精神。唐代统治
33、者采用儒家的政治思想,是表礼内法的。唐律就指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唐律把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法典化,使儒家思想作为社会的统治思想具有了法律的保障。 (2)统一和诠释儒学经典儒家经文(当时主要是指易、诗、书、礼、左传等五经)是儒家全部政治、哲学、道德思想的集中体现和文化结晶。由于西汉以来,儒学经典的烦琐和谶纬神学的盛行,以及魏晋南北朝玄学的侵蚀,大大削弱了五经作为儒家思想的统治作用。唐太宗基于政治上的要求,认为儒学多门、章句繁杂、异说纷纭,给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带来了一系列的困难,同时也大大削弱了儒学作统治思想的权威性。为了发挥其作用,必须重振儒术,对儒经加以整理和统一。太宗认为,问题
34、的症结在于经籍去圣人久远,文字诈谬。于是,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太宗命国子祭酒颜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文字(贞观政要卷七)。颜师古对五经文字多所厘正,三年始成。又诏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召集诸儒对新编五经进行讨论,诸儒多有指责,异端峰起。颜师古都一一加以辩答,并取晋宋古本,援据详明,皆出其意表,诸儒莫不叹服。唐太宗称善良久,赐颜师古帛五百匹,加授通直散骑常侍,并颁布新编五经于天下,令学者习之。唐太宗又以文学多门,章句繁杂,诏颜师古与国子祭酒孔颖达等诸儒,撰定五经疏义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经正义。易取王弼,书取孔安国,诗取毛传、郑笺,礼取郑玄,左传取杜预,公羊取何休,榖梁取范宁等人传注。贞观九年(公元
35、635年)颁布全国,令士子诵读,作为学校教本及科举考试录取的依据,以统一思想。这个五经定本颁行以后,使五经有了标准本,诸经文字完全统一,克服了以往因文字不同而理释各异的弊病。五经正义有的采纳了汉代的解释,有的采用了魏、晋的解释;既吸取了汉代的经学和谶纬神学的因素,也容纳了魏晋的玄学思想,表现了唐代儒学的开放性和多元化特征以及融合各家学术的趋向。五经正义的撰定与颁布标志着儒家经典的统一和正统地位的确立,成为维护社会秩序有力的统治工具。撰定五经正义对于教育和选士也有着重大的影响,由此,教育思想、教育内容又趋于统一,科举取士以儒经为准,有了准确、标准的统一要求。 与此同时,唐太宗还积极鼓励学官对经籍
36、进行撰集和注释。贞观五年(公元631年)魏征撰群书政要,唐太宗览之称善,敕皇太子诸王各传一本,赐给魏征帛二百匹。后来魏征又撰成类礼五十篇二十卷,唐太宗览而称善,赐帛一千段。国子博士徐文远撰左传义疏六十卷,国子博士陆德明撰老子十五卷、易疏二十卷、经典通释三十卷,并行于世。唐太宗赐陆德明束帛二百段。许叔牙撰毛诗纂义十卷,赐帛二百段。于是不过数年,秘书国籍粲然卒备。正如范文澜所说,这对儒学的影响,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同样重大的意义。 唐朝统一经学的工作,还表现在开成石经这一盛举上。这部石经是唐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37年)所立,共分十二经(只缺孟子即成为近世的十三经),另附张参的五经正字和唐元
37、度的九经字样,共六十五万字,用石一百一十四方,两面刻字(这部石经至今仍保存在西安的碑林)。 在隋朝统一经学工作的基础上,经过这两项统一经学的重大措施,使南北朝时期形成的经学分南学、北学而终归于统一。这种统一的经学一直统治了几百年。这是李唐王朝在经学方面的重要贡献。 (3)整理历史文化典籍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丰富的历史典籍和文献。但是隋末动乱长达几十年,典籍和文献遭到严重破坏。唐初,京师长安的皇家藏书典章湮散(新唐书魏征传),先代之旧章,往圣之遗训,扫地尽矣。(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九儒学上)李世民采取了很多措施,组织力量收集整理和研究古籍,其中见诸史籍记载的较大规模的组织工作共有四次。第
38、一次武德九年(公元626年),于弘文殿聚四部书二十余万卷,置弘文馆于殿侧,精选天下文学之士,以本官兼学士。(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高祖武德九年)弘文馆学士掌详正图籍(旧唐书卷四十三职官二),实际上就是研究和整理古籍。弘文馆中还有梭书即校典籍,刊正错谬(同上)。由于人力强,分工细,这次收集整理古籍的数量较大,并根据前人目录分类经验,创造了四部书分类法。 第二次是贞观二年,充实加强秘书省。秘书省是国家掌邦国经籍图书之事的常设机构。李世民授通贯书术的魏征为秘书监,命魏征写四部群书,并批准魏征奏引学者校定四部书(旧唐书魏征传),又别置雠校二十人,书手一百人(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儒学上)协助整理。在魏征主持下
39、,数年之间,秘府图籍,粲然毕备。(旧唐书魏征传)魏征改职之后,李世民又令虞世南、颜师古等续其事(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儒学上),让他们购天下书,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书者为书手,缮写藏于内库,以宫人掌之。(新唐书卷五十七艺文志序)魏征、虞世南、颜师古皆一代名儒,受到李世民的任用,既忠于职守,又精于业务,主管古籍整理工作卓有成效。 第三次是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太宗命颜师古、孔颖达等组织整理五经(易、诗、书、礼、左传),具体经过及成就已如前述。 第四次是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太子东营置崇文馆 (新唐书卷四十四选举志上),馆内有校书二人,掌校整理宫中四库书籍。在东宫还设有司经局,也是专门整理东宫经籍
40、的机关。 经过几次大规模的整理,到玄宗时期,于大明宫光顺门外、东都明福门外皆创集贤书院,两者各聚书四部,以甲乙丙丁为次,列经、史、子、集四库,共有八万多卷。图书的整理为各级各类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教学内容。(4)修书立史初唐多以重臣领衔,荟萃妙选以修书,所修约有艺文类聚、北堂书钞、群书治要、文思博要、唐律疏议等,俱卷帙浩繁。初唐还正式确立官府修史制度,其成就亦大为可观。 二十四史中有八部修成于初唐,历朝历代实属绝无仅有。自此,官府修书一直被视为文治盛典。 李世民十分重视总结历史经验,修史书是其主要的内容之一。他说: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新唐书魏征传)又说:朕每观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规戒。
41、(贞观政要卷七)他继位第三年,就提出要修撰国史,并亲自确立了一套史馆修史制度。贞观三年,于中书置秘书内省(即史馆),以修五代史(周、隋、梁、陈、齐)。(唐会要卷六十三)同年闰十二月,移史馆於门下省北,宰相监修。(同上)这个制度有两个特点。第一,宰相监修,体现了国家对修史的高度重视。第二,有了独立的常设修史机构,隶于中书省。这个机构除监修国史一人由宰相兼之,另有史馆修撰四人(新唐书卷四十七职官二)。由于实行宰相监修制,史馆可以通过宰相向各部门、各州县、各都督府征集史料。当时有诸司应送史馆事例的规定(唐会要卷六十三),实际上就是责成各部门各机构要按时把重大历史事件堪报史馆,修入国史(唐会要卷六十三
42、)。这样,在修撰时,可有丰富的史料依据,以提高修史的质量。李世民两次下诏组织修撰前史。一次是贞观三年(公元629年),李世民诏命房玄龄、魏征等修撰周、隋、梁、陈、齐五代史。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又诏命房玄龄、许敬宗等诸史家修撰晋书。李世民还亲自参与撰著宣、武二帝及陆机、王羲之四论(唐会要卷六十三),这对当时的史学兴盛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使贞观时期的史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面貌。贞观时期。修撰的史书不仅数量大,而且门类多,不论是前朝史还是本朝史、正史、别史、典志史、地志史、类书等等,都涌现了大批著作,仅正史就修成了八部,在二十四史中,占据三分之一。这为贞观以后史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一
43、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种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必然会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李唐王朝适应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的实际需要,采取一系列大阐文教的措施,努力发展社会文化教育,很快就对当时的政治和经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一是改善了统治集团的文化素质。 从政治上看,由于文化逐渐发达,大批知识分子涌现出来。李世民注意选用具有一定学识文化的知识分子,大收天下儒士,赐帛给传(驿站车马谓传),令诣京师,擢以不次,布在廓庙者甚众。学生通一经已上,咸得署吏。(贞观政要卷七)自此百官中有学业优长,兼识政体者,多进其阶品,累加迁擢焉。(同上卷一)不同地方、阶层的知识分子不断被补充到各级机构、各个
44、部门,使各级官府中有一定文化素质的官吏大大增加。贞观时,特别是贞观中期以后,凡在朝之士,皆功效显著。或忠孝可称,或学艺通博。(旧唐书高士廉传)反映了地主阶级国家机器生气勃勃的新面貌。整个统治集团的文化水平相对提高,这对于总结历史经验,研究制订各种政治措施,提高统治艺术,都十分有利。 二是承前启后,促进了文化教育事业迅速兴盛。 李唐王朝立国之初,即以恢宏的气度大阐文教,兴办各类文教事业,使整个社会的文化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从而为唐朝的文教事业带来了许多新气象。这就大大改变了隋季以来,丧乱滋甚,睠言篇籍,皆为煨烬,周孔之教,阙而不修,庠塾之仪,泯焉将堕的文教苍白局面。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史上,唐朝
45、文化是承前启后的重要链环,不仅较好地恢复和继承了历史文化遣产,而且影响到古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在历史上形成一个高潮。特别是李世民富有创造精神,医学、律学、历算学等实业专科教育设置,都前所未有,在世界上也是最早的。他推行的宰相监修史制度、科举制等等都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和再创造,形成了颇具特色的贞观文化,为贞观以后的文化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是促进了民族文化的融合。 如果说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的长期共处,使政治经济上的融合取得了较大的发展,那么唐代社会文化上则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就不能不与初唐的文教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李世民抛弃了贵中华,贱夷狄的偏见,在前几百年民族融合的基础上,注
46、意加强民族团结。不仅在政治上对各少数民族爱之如一,与中夏不殊,使如一家(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在发展社会文教上也同样如此,从而促进了各民族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融合交流。 4。三教并重及其对经学教育的影响应该指出的是,李唐王朝在文教政策上的一个突出特点,乃是在尊崇儒术的同时,亦提倡佛教和道教。既尊崇儒术,又兼重佛道,以尊孔崇儒为主,以佛道为辅。李唐王朝基于其实际利益与需要,对于佛、道二教,则有时抬此抑彼,有时抬彼抑此,有时甚至毁佛灭道。因而有时儒与佛道之间的斗争颇为激烈。佛教和道教在文教方面的影响始终是很大的。 唐代诸帝多数信佛,且大力宣扬佛教。唐高祖于武德三年(公元620年)即大建佛寺
47、,营造经像。当三论宗主吉藏初到京师时,高祖劳问勤勤。吉藏死后东宫以下皆吊赠。唐太宗于贞观三年(公元629年)下诏开始译佛经。当著名的法师玄奘从西域归国时,太宗特敕迎接,空城出现,不仅接见,还下令将他带回的梵本六百五十七部佛经都翻译出来,并为译成的新经作大唐三藏圣教序。高宗也为之作序记,宣扬佛法。玄奘病重时,高宗遣御医急赴,未至已卒,为之废朝数日。同时,高宗还派义净法师赴印度取经。义净历三十余国经二十五年,归国时,武则天亲自迎接,并令翻译他带回的经律近四百部,为佛造大像。即便是屡称老子为宗室先祖,道教乃祖宗之教的玄宗,也没有抑制佛教,反重用僧人一行,数访以抚国安民之要;还亲注金刚经,诏颁天下,普
48、令宣讲。中宗崇饰寺观。肃宗、代宗在宫内设道场,养了数百个和尚早晚念佛。宪宗曾命中使林英奇到凤翔法门寺迎佛骨等等。由于宪宗时期崇佛已达到高潮,所以儒佛的斗争也最尖锐。到武宗时,出现了所谓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的形势。全国有寺四千六百余所,兰若四万所,可见唐王朝对佛教的扶持。会昌五年(公元845年)不得不拆除寺庙几万所,这俗僧尼和收回奴婢几十万人,收回膏腴土田几千万亩。这既反映了当时佛寺中的僧侣地主与世俗地主争夺土地的矛盾,也说明了佛教的发展,及其势力的影响之大。 道教在中国土生土长,因其追崇老子(李耳)为教主,而教主与唐朝皇帝同姓,便于依托附会,神化皇权,麻痹人民,所以道教也备受推崇。唐高祖武
49、德时,即为老子立庙。武德八年(公元625年)下诏叙三教先后,先老,次孔,末释,道教取得了三教之首的地位。高宗时,于乾封元年(公元666年)追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此后除武则天外,唐代帝王大教推崇道教。即便是武则天,虽因佛教开武周政权之阶,而令释教在道教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但也不曾排斥道教。中宗复位以后,道教又取得诸教之首的地位。终唐一代,道教一直受到尊崇,几近国教。玄宗托言梦见老子,因画老子像,颁行天下。因为尊崇道教,法律上也规定道士、女冠、僧、尼等犯罪,所由州县官,不得擅行决罚,如有遣越,请依科罪,让他们享有法律上的特权。当时两京和天下州府都置有玄元皇帝庙,信徒颇多。据唐会要记载,仅长
50、安城中的道观就有三十多所。道观的建筑极为华丽,浪费了国家很大人力、物力和财力。玄宗还曾亲注道德经,令每家收藏老子书一本,要人人学习。每年贡举人还要加试老子策,并在两京设立崇玄馆,专门研习道德经、庄子、文子、列子,习成后,每年送到中央政府参加道举科的考试。 唐代统治者在尊崇道教的同时,对其它宗教也并不排斥,而是采取兼容并收、诸教并行的态度。高祖时曾建胡袄祠并置官。太宗时又诏准波斯景教僧阿罗本在中国传教,阿罗本在长安建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据西京新记记载,当时长安有景教寺二所,袄教寺四所。唐高宗时,又命于诸州各立景寺。代宗大历三年(公元768年),还准许摩尼教在长安立寺,并赐额大云光明寺。在广州甚
51、至还有婆罗门寺。各种异教寺院的建立,正反映了唐代政府对各种宗教兼容并收的态度。 唐王朝对宗教的容忍和重视,其原因固然很多,如唐代经济繁荣,国力强盛,足以容纳各种宗教活动;文化发达,中外交流频繁,宗教成为一个重要部分。但最根本的还是想利用宗教来欺骗人民,稳定帝国的统治。正如当时僧人法冲所说:国家立寺,本欲安宁社稷。(续高僧传法冲传)说明唐代统治者扶持宗教的根本目的还在于政治意义,即把宗教作为维持国家统治的精神武器。 唐代寺观庙堂林立,除前代遗留和信徒自建之外,很大一部分是由政府建造的。国家造寺庙的原因有迷信的因素,统治者想死后进入天国,永享富贵,如唐太宗为母亲太穆皇后追福造的慈德寺、宏福寺;高宗
52、为母亲文德皇后追福造的慈恩寺等即属此类。但主要是借以笼络人心,塑造慈善开明形象,形成宽松的政治环境,如唐太宗诏,在起义以来交兵处,为义士勇夫殒身戎阵,各立一寺,就在这种含义。他曾说:朕自隋末创义,志存拯溺,北征东伐,所向平殄。然黄钺之下,全镞之端,凡所伤殪,难用胜纪。虽复逆命乱常。自贻殒绝,恻隐之心,追以怆恨。生灵之重,能不哀矜,悄然疚怀,无忘兴寝。且释氏之教,深尚慈仁,禁戒之科,杀害为重。承言此理,弥增悔惧。今宜为自征讨以来,手所诛剪,前后之数,将近一千,皆为建斋行道,竭诚礼忏。朕之所服衣物,并充檀舍。冀三途之难,因斯解脱。万劫之苦,借此弘济。灭怨障之心,趣菩提之道。(广明弘集卷二八) 显然
53、,在对战亡人表示同情、借以笼络人心的同时,还有几分恐惧心理。可见,李唐统治者之重视宗教,一方面是利用宗教的众生平等、慈悲为本、轮回、彼岸、涅槃等观念,否认客观世界的真实性和价值,要求人们改变对现实世界的看法,以脱离人生苦海来麻痹人们的思想,并以之作为有力的精神上的统治手段;另一方面,利用宣传宗教搜刮民财,并借宗教粉饰太平,填补他们空虚腐朽的生活。 欧阳修曾讥讽唐太宗兴建寺院之举是中材庸主之所常为。其实,太宗虽有迷信思想,却并非虔诚的信徒,他不好神仙方术,曾对徒臣说,神仙事本虚妄,空有其名。对佛教也一样,大臣肖瑀要出家,太宗则说,至于佛教,非意所遵(旧唐书肖瑀传)。傅奕上书斥责佛是胡中桨黠,欺诳
54、夷狄,初止西域,渐流中国,遵尚其教,皆是邪僻小人,模写老庄乡言,文饰妖幼之教耳。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太宗颇然之。连文德皇后都说:道、释异端之教,蠹国病民,皆上素所不为。(通鉴贞观十年)武则天时,僧人怀义等附会大云经,宣扬唐室衰亡,女主君临,为武则天称帝大造舆论。所以武则天倡佛也是为了向人们显示武周政权的合法性,可以说那些寺院是典型的御用寺院。 武周垮台,中宗复位,又令诸州置寺、观一所,以中兴为名,庆贺被武后篡位的唐朝获得中兴。中兴寺观设立的政治意义远远超过宗教意义。 唐玄宗时曾在各州设立开元寺观,过去在龙光寺举行的国忌日和庆贺皇帝诞辰的仪式改在开元寺进行。不久又诏令在开元寺观安置玄宗真容。
55、显然,名为宗教活动场所的开元寺观实际上不过是举行国家庆典和为皇帝祈祷、扶翼皇权的政治场所。 可见唐代政府设立的寺观,大都出于政治需要,即便是那些出于迷信而建的寺院,也或多或少地含有一些政治因素。或宣扬孝道,或笼络人心,是借以安宁社稷。 各种宗教恶性发展的结果,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威胁着帝国的财政和正常的统治秩序,也必然影响到有唐一代的文化教育。在各种宗教中,佛教对唐代及以后的古代教育影响最大,最直接。 一般地说,佛教仍是当时统治者麻醉和欺骗人民的政治把戏,是实行思想统治的精神武器。但伴随佛教而来的艺术、文学、因明等等,对中国文化都有重大影响。如佛教的建筑、雕刻对中国的建筑、雕刻就有很大影响。又如
56、佛典翻译文学,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内容;俗讲和变文即是由讲佛法而来的;传奇小说在内容、素材和方法各方面也受到佛教故事的影响。再如其擅言形上和心性的贯通的思路,为宋明理学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和致思方式。当时中国文化吸取了佛教文化许多新鲜的营养成份,加以融合发展,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化教育的发展,这是不容抹杀的事实。 反映在教育上,唐代佛学虽未立为官学,但到处寺院林立,僧徒众多。 寺院不仅要对教徒进佛教教育,而且还要译著佛经,宣讲教义,因而有一套教育制度,实际上每一所寺院,都是一所佛教的学校。 贞观时的玄奘法师、高宗时的义净法师都曾广收门徒,讲经说法。其他著名禅师进行佛学教育的活动也到处皆是,如怀让
57、禅师的高足子道一禅师,向怀让学习十年,自成一派,在江西各地传道,所谓四方学者云集座下,他的弟子竟有一百三十多人。又如怀海禅师是道一禅师的大弟子,从怀海的传记看,当时佛寺里既有学生宿舍,又有讲佛经的讲堂,学生在听课时有一定的纪律要求。怀海创立的丛林义规,名叫清规,实际上等于学习佛学的基本守则,包括学习态度、学习方法、学习目的等都有要求,学生一切动静行为都要遵守清规,成为丛林的法典。所谓清规戒律就是由此而来。此外还有永明寿禅师所作的百丈山日用小清规,也是丛林寺院中进行佛学教育通用的法则。这些清规即是寺院学校的学规。 佛教大师在讲经说教中,很注意教学方法。首贤国师撰写的义门经径易解,即可以说是华严经
58、教学法。从教学方法上来说,禅宗讲经注重领会,不重文字记诵,读经看教必须归就自己。慧能曾说:诸佛妙理,非关文字。问答和讨论是佛徒教学中的重要方法,常常利用日常生活中的事物作比喻析解经义,例如慧能听二僧争论风动幡动的问题时,便争论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这种教学方法对后来理学的讲经活动影响很大。佛教寺院的讲经形式,以及译经、注经、抄经和藏经等活动以及佛教大师讲义的记录与整理方法,对后来儒学教学都有很直接的影响,多被世俗教育所仿效。 此外,一些佛教寺院在研究学术的同时,也要进行一些天文、历法、数学、计算等方面的研究和传授,对实科教育和世俗教育的内容也是一种十分有益的补充。著名高僧一行法师当
59、初求访师资,以穷大衍,至天台山国清寺,见一院,古松十数,乃有流水。一行立于门屏间,闻院僧于庭布算声,遂趋入,稽首请法,尽受其术。后来他根据太玄经衍出大衍玄图及义诀,令学者叹服。开元十年(公元722年)他又受命考订前代诸家历法,改撰新历,并根据率府长史梁令瓒等创造的黄道游仪,以考七曜行度,互相证明,于是推周易大衍之数立衍以应之,以撰成开元大衍历经。这些成就都得益于早期在国清寺受到的数学及历算教育(旧唐书方伎列传)。 5。对传统经学的怀疑与重构(1)对天人感应和谶纬神学的批判两汉以来儒学的天人感应论和谶纬迷信精神由董仲舒倡之于前,白虎观会议彰之于后,一直是社会的统治思想。魏晋和南朝各代的禅让,没有
60、一个不是打着祥瑞的旗号进行的。曹丕为汉帝作禅让册,宣称皇灵降瑞,人神告征,天之历数在尔躬(三国志魏书文帝纪)。司马炎代魏,说八纮同轨,祥瑞履臻;天人协应,无思不服,予一人畏天之命,用不敢违(晋书卷三,武帝纪)。南朝刘裕代晋,自称是四灵效瑞,川岳启图(宋书卷二,武帝纪)。萧道成代宋,标榜象纬昭彻,布新之符已显;图谶彪炳,受终之义既彰(南齐书卷一,高帝纪)。梁武帝萧衍代齐时是灵瑞杂沓,玄符昭著,八表呈祥,五灵效祉,岂止鳞羽祯奇、云星瑞色而已哉!(梁书卷一,武帝纪上)。北魏道武帝拓跋倣在一次诏书中强调,朝代之更替,均有蛇龙之征,致玄彩之应,五纬上聚,天人俱协,明革命之主,大运所锺,不可以非望求也。(
61、魏书卷二,太祖纪)北齐文宣帝高洋听信亡高者黑衣的谶言,以为黑者莫过于漆,于是囚禁自己的七弟高涣(因七与漆同音),并亲手刺涣,用火将他烧死(见北齐书卷十,高浚传)。直到隋文帝代周时,也还是打着赤雀降祉,玄龟效灵,锺石变音,赤鱼出穴,布新之軹焕焉在下(隋书卷一,高祖纪上)的招牌。可见天人感应论和以此为基础的谶纬迷信是从秦汉直到隋初的主要统治思想。 但是,连年战乱的现实和统治秩序的不断更迭,江山的不断易主,也使得一些人逐渐对上天的意志和冥冥之中统一和永恒的主宰产生了怀疑,迫使统治者不得不对原来的天人感应和以此为基础的谶纬迷信进行改造,以建立新的意识形态。北魏孝文帝就曾下诏焚毁图谶、秘纬(魏书高祖纪)
62、;虞世南、魏征也曾劝太祖李世民修德不修瑞(贞观政要卷十)。这都表明统治阶级在试图抛弃天人感应和谶纬迷信,另寻新途了。在这一过程中,儒家学者对天人感应和谶纬迷信的批判,对新式理论的产生发挥了积极作用。 隋唐时代,对天人感应和谶纬迷信进行批判的第一个人是王通。王通说他的学术宗旨就是明天人之事。梁武帝时的刘峻作辩命论,谓士之穷达,无非命也。(文选卷五十四)王通读后,斥之曰:人道废矣。(文中子中说王通)对于封禅迷信,王通说:封禅之费非古也,徒以夸天下,其秦汉之侈心乎?(同上)王应麟赞此语为河汾笃论(困学纪闻卷十)。西汉京房好灾异迷信之术,说春秋纪二百四十年灾异,以视万世之君(汉书卷七十五,京房传)。晋
63、代郭璞也喜此术,谓王者之作,必有灵符,塞天人之心,与神物合契,然后可以言受命(晋书卷七十二,郭璞传)。王通对他们甚为反感,斥之曰:京房、郭璞,古之乱常人也。(文中子中说礼乐) 唐中期,史学家刘知几对批判天人感应论和谶纬迷信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指出,所谓祥符,在秦汉以前,史书记载极少,考之于尚书、春秋,上下数千载,其可得言者,盖不过一二而已。但是,秦汉以后,此说泛滥,乃主上所感,臣下相欺所致,故曰:德弥少而瑞弥多,政逾劣而祥逾盛(史通内篇书事)。他又指出,董仲舒、班固、刘向、京房等人附会历史上的灾异与人事的关系,皆不凭章句,直取胸怀,或以前为后,或以实就虚,均移的就箭,曲取相谐,结果是:每有叙一
64、灾,推一怪,董、京之说前后相反,向、歆之解父子不同(同上)。互相牴牾,矛盾百出。刘知几从事实与逻辑两方面进行批判,比前人更为有力。 稍后的李筌在对天人感应论和谶纬迷信进行批判的同时,指出君臣道德对社稷兴亡的作用,是很有意义的。他说:愚人见星流日晕,风雨雷电、水旱灾蝗而忧惧,殊不知君臣道德,政理淳和,安抚黎人,转祸为福。但君怀廉静,臣效忠贞,鹊不喧,边烽无燧,寰宇宁泰,纵天地灾祥,无能为也。(阴符经疏) 对天人感应和谶纬神学进行集中,全面、总结性批判的思想家,是中唐以后的柳宗元和刘禹锡。他们二人不仅在思想内容上,而且在思想方法上,也与传统的儒学思想家不同。经过柳、刘二人的批判,传统的天人关系的争
65、论逐渐被赋予了理气的内容。 柳宗元认为对天人感应论和谶纬迷信进行清理和批判,是一件表核万代的大事,为此而战斗,死而无憾(柳宗元集卷一,贞符)。柳宗元认为,批判天人感应的目的在于明大道,并使道施于人世。他比较自觉地以道、德、仁、人等范畴作为决定国家兴亡、社会治乱的力量,指出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德绍者嗣,道怠者夺(同上),道和德对于社会的变化具有权威的性质。道和德指的是人事而不是天命,柳宗元以人事代替天命,表明了他对天命论的否定。刘禹锡更进一步,把理、道与天对立起来,认为理和道不明,必然崇尚天命;而一旦明白了理和道,天命也就失去了意义。他举例说,舟行小河,舟中之人未尝有言天者,
66、何哉?理明故也。舟行江海,舟中人未尝有言人者,何哉?理昧故也。(刘禹锡集卷五,天论)在社会领域,法大行,则其人曰:天何预人事耶?我蹈道而已。(同上)刘禹锡的理,有自然规律的意义。在社会领域,理的意义是指公是公非,即整个社会的利益。法大行,则是为公是,非为公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赏,违之必罚(同上),符合社会的整体利益必赏,违背社会的整体利益必罚。 在柳、刘之后,还有元稹、吕温、牛僧儒和无能子的作者等人对天命论的批判,可以说对天人感应论和谶纬迷信的批判已基本终结。天人感应论和谶纬迷信在隋唐时代遭到理论上的比较集中的批判以后,再也不能成为统治思想了。 (2)新的学术观念的形成隋唐时代的思想家们,一方面
67、致力于否定、抛弃天人感应和谶纬迷信这种过时的、陈旧的思想形式,另一方面,又在不断地与佛、道的思想,特别是佛学思想的斗争和接触中,融合其思想的长处,着力于创立一种新的学术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的核心就是理和道,它已经开始在韩愈、李翱、柳宗元、刘禹锡、李筌等人的思想中形成。用理和道代替天与命,使传统儒家思想具有了新的思辨特征和理论逻辑,获得了新的生命和吸引力,这为宋明理学的产生奠定了初步基础。这一成就主要表现为隋唐儒者如下观念的形成。 一是道与道统的观念。 原始儒学是不言天道的,所谓天道远,人道迩(论语)。隋唐儒学思想家在批判天人感应论和谶纬迷信的同时,开始提高道的地位和作用,力图以道来取代已经衰
68、落的天命。这个道既有社会伦理规范的意义,又有自然规律的意义,并逐步隐约地具有了社会和自然界最高主宰的意义。 隋唐时代第一个提高道的地位的人是王通。他一方面把道说成是仁义礼智信五常的统一,另一方面又把道解释为中道、仁政,认为物莫不从之(文中子中说周公),顺之则吉,逆之则凶,道不啻天地父母(文中子中说王道)。道高于天地父母,显然已经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了。 柳宗元的道,首先是伦理道德范畴。他说:圣人之教,立中道以示于后,曰仁、曰义、曰礼、曰智、曰信。(柳宗元集卷三,时令论下)其次也是自然规律:一气回薄茫无穷,虚无混道道乃融(同上书卷六,南岳弥陀和尚碑)。他认为道与官(人)相比,道是本官(人)是器,是末
69、:官也者,道之器也,这已经是以道取代了天命的地位和职能。 刘禹锡把道常换成理,特别强调理的作用。韩愈作原道,同样是提高道的地位。在隋唐时代,道的地位提高与天命的地位下降是一致的,这种现象说明了道是天命的代替物。 道统是道的统绪、承传,是关系到新的儒学思想理论的权威性和合法性的问题。它最早由韩愈提出。韩愈为了同佛教相抗争,模仿佛教的法统说和传法世系,编造了一个儒家的传道道统。他说:(道)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昌黎集卷一,原道)这个道统的实质就是仁、义、礼、智、信之五常,并且他也以承绪这一道统为己任。他说:韩愈之贤不
70、及孟子,孟子不能拯之于未亡之前,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同上书卷十八,与孟尚书书)韩愈编造这个道统,对于儒学维护统治地位至少有四个作用:一是阐明儒家一脉相传的仁、义、礼、智、信等伦常才是正统,而非天命鬼神之类;二是佛教有法统,儒家有道统,儒统并不差于佛统;三是佛教法统起自释迦牟尼,儒学道统起自尧舜,比佛教更加源远流长;四是儒学道统是中国的正统,佛教是自西夷传入的。这个道统说对儒家争夺统治地位大有助益,朱熹赞扬韩愈,说:如原道一篇,自孟子后无人似它见得。(朱子语类卷一三七) 二是明道的观念既然道是永恒和至上的真理,是天命的代替物,那么儒学的首要任务就应该是明道。 王通一生以明道自任,提出儒者
71、应生以救时,死以明道(文中子中说周公),君子之于道也,死而后已(文中子中说魏相)。他的弟弟王绩在游北山赋中说,王通讲学之山似尼丘,泉似洙泗,所在的白牛溪在王通死后也称为王孔子之溪(文苑英华卷九十七)。王通要学周公、孔子明道,曾得到朱熹的赞扬,说文中子他当时要为伊周事业,见道不行,急急地要做孔子,。其志甚不卑。(朱死语类卷一三七)他的续六经,已开文以明道的端倪。 韩愈明道的思想更为突出,他提倡的古文运动,大力主张文以明道。他曾说:愈之所学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昌黎集卷三,答李秀才书)又说:盖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耳。(同上书卷四,送陈秀才彤序)愈之为古文,。本志乎古道者也。(同上书
72、卷五) 柳宗元同样是一生以明道为已任。他说:苟一明大道,施于人世,死无所憾。(柳宗元集卷二十,虎符)他在早年就曾立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同上书,寄许京兆孟容书)。他是以韩愈为代表的古文运动文以明道主张的积极支持者和实践者。范仲淹说柳宗元的著作礼义精密,涉道非浅(范文正公集卷六,述梦诗序)。绍兴二十八年中书舍人王刚中在加封文惠昭灵侯告词中竟然大力赞扬柳宗元生传道学,可见柳宗元对于明道是有功的。 五代末的柳开在隋唐儒学思想家大力提倡明道的基础上,将明道之学称为道学,而将利禄之学称之为禄学,将二者对立起来(河东集卷一,续师说)。不久,二程以倡明道学自任,程颢死后被誉为明道先生。宋明道学由
73、是滥觞。 三是关于情性恶善的观念。 隋唐以前的儒学者一般是不言性情善恶的。西魏苏绰提出了性善情恶的理论,认为人受阴阳之气以生,有情有性,性则为善,情则为恶。(周书卷二,苏绰传)隋唐时代的儒学思想家继承、发展了苏绰的这个理论,直接把人性论引进了儒学的理论基础之中。 王通认为性是五常之本(文中子中说述史),先天为善;但情有善有恶,因而主张以性制情(文中子中说立命)。他第一次将大禹谟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引入道德修养领域,提出了道心与人心的对立,将心的范畴纳入了儒学之中。 韩愈的性三品和情三品说,将孟子的性善说、荀子的性恶说与杨雄的善恶相混说三种观点结合了起来,使人性理论更为丰富、复杂。 柳宗元大力
74、提高人性的地位,认为性是道本,是其原无初,其胄无终的精神本体(柳宗元集卷六岳州圣安寺无姓和尚碑)。他认为性本善,但自有生物,则好斗奇,相贼杀,丧其本实,莫克返于初(同上书卷六,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提出了一个失性的问题,为复性论奠定了基础。 李翱强调性善情恶,认为性者,天之命也,情既昏,性斯匿矣(李文公文集卷三复性书),为理学的天命之性、气质之性理论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四是修身的观念。 依据性善情恶的理论,隋唐儒学思想家开始重视道德修养问题。修养有个程序,苏绰提到凡理(治)之本,在先理已心,其次在理身,然后才可以治人,并提出了洗心的命题(北史卷六十三,苏绰传)。王通也曾提出正心、直尔心与
75、家道正而天下正等问题。他们开始认识到要治理天下,必先治家;要治家,必先治身;要治身,必先正心。 韩愈第一次将大学中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论述提炼出来,作为道德修养的程序、李翱又作了补充。后来的理学完全接受了他们提出的这一程序。 五是敬静的观念。 按照理学的解释,敬是常惺惺法,是畏的意思(朱子语类卷九十六),而持敬以静为主(同上书卷九)。隋唐时期的儒学思想家也开始作了初步论述。 王通很讲究敬,他认为君子应终日乾乾(文中子中说周公),敬慎所未见,。所未闻,刻于盘盂,勒于几仗,居有常念,动无过事,其诫之功乎!(文中子中说礼乐)他不仅强调敬,而且重视静,提倡静以思道的方法(文中子中说
76、周公)。柳宗元研究佛教,认为佛教主张静的修持方法可以借鉴。他说:吾浮图说后出,推其本源,合所谓生而静者。(柳宗元集卷六,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认为佛教主静与乐记中的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是一致的。他主张要务清为室而静为家(同上书卷二,解崇赋)。 六是格物致知和穷理尽性的观念。 王通第一个将说卦中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提炼出来,运用于道德修养问题中。 李翱对大学里的格物致知作了一番新的重要的解释。他说:大学曰:致知在格物。物者,万物也。格者,来也,至也。物至之时,其心昭昭然,明辨焉而不应于物者,是致知也,是知之至也。知至故意诚,意诚故心正,心正故身修。(复性书)通过格物致知,达到正心诚意,将认识论纳
77、入了道德修养的轨道。 上面这些观念都是隋唐新儒学形成的核心观念,标志着一种新的学术风旨的诞生。 (3)从疏不破注到舍传求经 新的学术精神反映在经学上,就是两汉以来的经学方式被打破,新的经学方式逐渐建立起来,在墨守师说、拘泥训诂的束缚下,开创空言说经、缘词生训的新风气。这直接关系到教育内容,教材建设,教育方法的变革。唐初令孔颖达撰五经正义,虽然又使儒学定于一尊,使东汉以来纷纭矛盾的师说家法一招而空,怒目相向各是其是的儒学宗派,如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郑学与王学之争等从此失势,诸儒异说全部作废,统一了意识形态,但他所守的仍然是疏不破注的成法,只是采取诸家旧说,编缀成书,照文推演,最为空疏,并没有
78、起到活跃和解放思想的作用。科举考试也完全依据成说,反而束缚了思想,成为一种新的禁锢。例如,梁儒皇侃撰礼记疏,有时不合郑玄注文,孔颖达即斥为叶落不归其根,狐死不首其丘,这就是所谓首丘归根。也就是还须照注文解释,注文错了,或有比注文更好的说法,一概排斥,总要想方设法说注文是对的,维护注文的权威性,这就叫做疏不破注。 但中唐以后,特别是经过安史之乱,藩镇跋扈,皇权威信下降,不少儒者开始对统一标准的陈旧经说表示怀疑,少数人开始冲破束缚,荡弃家法,凭已意说经,开穿凿附会的学风。他们从藩镇割据的现实出发,企图以尊王室、正名分来挽救残破,于是首先提倡善言名分和大一统的春秋学,对春秋三传提出怀疑。这就是所谓舍
79、传求经。 最早倡导春秋学的儒者是中唐后的啖助。他著春秋统例六卷,说左传叙事虽多,释经殊少,犹不如公、榖之于经为密。公、榖空言说经,啖助反以为密,足见他重在借春秋抒发自己的见解,不重视左传据事说经。啖助的弟子赵匡、陆淳续治春秋学。陆淳、赵匡等加工啖助的春秋统例而著为春秋微旨、春秋集传辨疑等书,不为三传旧说所拘,甚而专攻三传之失,至一句一字而攻诘之。专凭已意,指出孔子笔削的本意。柳宗元作陆淳墓表,称陆淳为巨儒,能知圣人之旨。又有卢仝也穿凿春秋。韩愈却赠诗说: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报遗经穷终始,并推崇卢仝这种治经方法说:先生事业不可量。足见舍传求经的风气,连韩柳都是赞同的(韩愈以孔孟道统传人自励,而韩愈
80、、李翱作论语笔解也多用穿凿己意之法)。五经正义束缚说经者不得逾越注疏一步,以啖助、陆淳为代表的春秋学,连三传也任意驳诘,更不待说照注文推演的正义。这种独抒已见的经学方法,不但打破了当时经学的理论禁区,也开了宋学风气的先河,是十分值得重视的。 综之,自从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以来,儒家经典成为正统秩序的法典,儒学思想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学校学儒经,官吏皆儒生。及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和玄学清谈之风盛行,儒学比较衰微,但仍然是学校教育和科举取士的核心内容和基本标准。到了隋唐时期,随着统一强盛的大帝国的建立,适应政治、经济上高度集中和统一的需要,统治者在文教领域内采取尊崇儒术,兼重佛
81、道的文教政策,切实地促进了当时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了国家的管理能力和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就教育制度来说,这个时期的学校教育的主体或骨干仍是儒家的经学教育,它占有主导地位。同时还设立了专学道教的学校,即崇玄学。虽然没有设立专门的佛学,但佛教徒的数量并不悬于儒生,而佛教的规章、戒条等对官学和后来的书院等世俗教育也都有很大和很直接的影响。就教育思想来说,这个时期,既是儒家教育思想的复兴时期,又是儒家教育思想与佛老教育思想交融,向宋明理学教育思想过渡的时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新的经学精神和治经方式。所以说,隋唐实行尊崇儒术,兼重佛老的文教政策,对于促进当时文化教育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对后世有着
82、重要影响。(三)五代的衰落与印刷术的发明五代战乱频仍,思想沉寂,文化教育事业衰落是很自然的事,但雕刻印刷术的发明,却是这一时期很重要的成就。它既是隋唐时期教育得到普遍发展的必然结果,又在客观上改变和强化了教育传播媒体,对于扩大教育对象、改变教育手段和方法等都提供了极为有利的物质条件。 关于雕刻印刷发明的时间,至今尚有多种说法。大多数材料认为始于五代后唐平蜀之时,且与冯道有关,如爱日斋丛钞云自唐末以来,所在学校废绝。蜀毋脱裔出私财百万营学馆,且请板刻九经,蜀主从之。由是蜀中文学复盛。唐明宗之世,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定九经、刻板印卖,从之。后周广顺三年(公元953年)六月丁已,板成,献
83、之。由是虽乱世,九经传布甚广。王明清挥麈录、挥麈余话卷二说:后唐平蜀,明宗命太学博士李锷书五经,仿其制作,刊板于国子监,为监中刻书之始,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八说: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冯赢王(道)始印五经,以后典籍,皆为板本。而最早的说法是王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引陆玉珲河汾燕闲录的说法:隋文帝开皇十三年,。敕废像遗经,悉领雕板,此印书之始。雕板肇自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尽管此说尚有疑义,但隋唐以来,雕刻印刷使用日广,确是无疑的。 综之,从晚唐时起,随着雕板印刷技术的发展,刻板印书之风日盛,书籍流传速度快,范围广,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学的恢复和发展。帝王和重臣提供经书、版本并主持经书的印行,
84、更使经学图籍传布天下。如晋高祖因喜好道德经即命雕版印行。唐明宗时,国子监四敏校对九经,刻板印卖,当时虽逢乱世,但传布甚广,这极大地推动了经学教育的普及。隋唐之时,雕板印刷术虽已发明,却用之甚少,而且,印刷品多为诗集、韵书、佛像及佛经等书,没有关于印刷儒经的记载。后唐时平定了蜀国,受其雕板印经的启示,儒家经典在国子监中开始刊刻,并与唐代的石经相参照。由此,学者可以在任何地方研习儒家经典,而不必非要到京师抄写石经,为学人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尤其为私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对当时教育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播起了很积极的作用。 二、学校教育隋唐五代是中国古代学校教育发展的鼎盛时期。古代国立学校教育确立于汉
85、代,中经魏晋南北朝时兴时废,到了隋唐时期有了空前的发展。 (一)隋初的学制设想和文帝对学校教育的怀疑隋朝虽然国祚很短,但是由于中国社会由长期纷乱而重新得到统一,重新建立了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管理的统一帝国,这就为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隋朝统治者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制和维护政治上的统一,在学校教育上也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致力于建立全国统一的学校教育体制。 隋文帝初年,很重视学校教育,将国子寺从太常寺独立出来,成为最早的中央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使学校教育在国家政权中有了独立的地位。国子监设置祭酒一人,专门掌管国家教育事业,是最早的中央教育行政长官,而在这之前,教育一直是隶属于其他部门的(
86、如太常寺即属皇室内务部门)。国子祭酒下属有主簿、录事各一人,统领各官学。国子监和国子祭酒体制的设置,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一个巨大进步,使学校教育有了社会组织的保证。从学校体制来看,隋朝中央官学除设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还设有书学、算学和律学。书、算、律三学初创于这个时期,它是继汉代鸿都门学之后,专科学校教育的一个新发展。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这五学归国子寺领导;律学由大理寺直接领导,成为部门办学的先导。此外,在太医署中,也招纳生徒,传授医术,培养医学人才;地方则设有州郡县学。据隋书百官志载,隋代各学不仅设有专职教官和脱产学习的学生如博士、助教、生员等,而且有计划管理,名额也有规定,如
87、博士:国子、太学、四门各五人,书、算各二人;助教:国子、太学、四门各五人,书、算各二人;学生:国子一百四十人,太学、四门各三百六十人,书四十人,算八十人(隋书百官志下卷二十八),可见当时中央官学的规模相当可观。 在学校教学和管理上也有一些成规、制度及基本要求,如中央官学除正常教学外,每岁以四仲月上丁,释奠于先圣先师。年别一行乡饮酒礼。州郡学则以春秋仲月释奠,州郡县亦每年于学一行乡饮酒礼。学生皆乙日试书,景日给假焉。(隋书仪礼志四卷九)这等于是规定了各级学校的开学、散学典礼和考试、放假制度。隋初还曾诏天下郡县皆置博士习礼。儒学教官还有负责地方教化的义务。 由于隋文帝初年积极振兴教育,所以一度出现
88、了学校教育的昌盛局面。 隋书儒林传说,那时超擢奇隽,厚赏诸儒,京邑达于四方,皆启黉校。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但为时不久,到了隋文帝晚年,因他信佛太笃,学校教育本身又见效不大、不及时等原因,文帝便对学校教育的功能产生了怀疑,态度也有所变化,所谓不悦儒术,专尚刑名(隋书儒林传)。官学教育于是出现了十分不景气的状况,主要表现在文帝对学校教育的几道诏书上。 一是在开皇九年(公元589年)以前的一次诏书中,提到学校教育时说:国学胄子,垂将千数,州县诸生,咸亦不少,徒有名录,空度岁时。未有德为代范,才任国用,良由设学之理,多而未精。今宜简省,明加奖励。(隋书高祖
89、纪下卷二)认为学校多而不精,不见成效,于是要求裁减。同年所下另一道诏书表述得更为明白:京邑庠序,爱及州县,生徒受业,升进于朝,未有灼照明经高第(同上),其所以如此,乃是教训不笃,考课未精的结果。可见当时官学教学的质量之低,已引起最高统治者的严重不满。所以,文帝于仁寿元年(公元610年)下治:国子学惟留学生七十人,太学、四门及州县学并废(同上)。当时刘炫上表力谏,言学校不可废,帝不纳其言。同年秋七月,改国子学为太学,降低了中央官学的地位。官学教育衰落情形;由此可以想见。 隋朝官学教育在初期短暂兴盛之后立即衰落,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一是长期战乱,已使正统教育秩序破坏殆尽,儒生扫地,典籍流散,学校尽废
90、,一切教育实施都要从头开始,当然不可能立即见效;再加上儒生的地位始终没有真正提高,社会没有形成真正向学的风气,所以教育见效不大。二是旧的意识形态被否定,新的意识形态尚未建立起来,学校教育的方针内容一时无法肯定下来,人才培养规格也就无法明确,因而,也难及时见效。三是统治阶级对学校教育的态度太简单,以为提倡办学,命令设立学校,就可以立即得到人才,不懂得教育的客观规律,因此对学校教育时冷时热,任意而行,这也影响了教育质量的提高。 历史上曾有史官将文帝晚年毁废学校的做法归之于他暮年精华稍竭所致,其实这是不实际的。南宋叶适已看出其根源,指出,各学并废,遣散诸生以万千计,举朝骇动,虽有谏者而不听,这本身就
91、是一件大事、大措施,并非暮年精华稍竭者所敢为;而且,文帝当时在政治上还是积极有力的,就在废学的同时,还遣十六使巡省风俗。而且文帝对人才也十分渴求,仁寿三年(公元603年)曾下诏,令州县搜扬贤哲,说虽求傅岩,莫见幽人,徒想崆峒,未闻至道。惟恐商颜于长夜,抱关于夷门,旨意恳切,并且限以三旬,咸令进路,征召将送,必须以礼。可见所谓精华将竭,有所厌怠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根本原因是,在隋文帝看来,仅仅空设学校未足以得人。自古为教,使材者必处于学校培养,这是一贯的正统要求,但汉以后,学校教育只是经师章句而已,材者由于学则枉以坏,不材者由于学则揠以成。教之无本而不行,取之虽骤而不获。阶以他要采取控制学校教育
92、和加强科举选人的措施。这也是值得重视的理由。 隋代后期,炀帝即位以后,曾一度复兴学校教育。所谓炀帝即位,复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隋书儒林传序卷七十五)。又据隋书百官志记载,炀帝即位,多所改革。改内侍省为长秋监,国子学为国子监(隋书百官志下卷二十八)。这是在大业三年(公元607年),重新肯定了教育行政作为国家行政的独立部门的地位。在国子监中依旧置祭酒,加置司业一人,丞三人,并置主簿、录事各一人。(同上)国子学置博士、助教、学生,并下诏征集学行优敏者予以不次的待遇,即当随其器能,擢以不次。若研精经术,未愿进仕者,可依其艺业深浅,门荫高卑,虽未升朝,并量准给禄。(隋书汤帝传上卷二)
93、当时儒生远近毕至,使相与讲论得失于东都之下,纳言定其差次,以奏闻。于时旧儒多已凋之,惟有刘炫、刘焯拔萃出类,学通南北,博及古今,后生钻仰,诸经议疏,搢绅咸宗之。另一方面,又严肃整饬学校功课,申明旧制,教习生徒,具为课试之法,以尽砥砺之道(同上书卷三)。 但是,由于隋炀帝悖材矜已;傲狠明德(隋书炀帝纪下卷四),淫荒无度,法令滋章(同上),是历史上出了名的暴君,对内实行残暴统治,对外征战不息,外事四夷,戎马不息(文献通考学校二),所以社会矛盾日益加剧。随着政治上的腐败,社会动荡不安,学校教育实际上徒有虚名。隋书儒林传序卷七十五描述当时学校说:师徒怠散,空有建学之名,而无弘道之实,方领矩步之徒,亦转
94、死沟壑,经籍湮灭于煨烬矣。由此可见,隋朝的官学教育实则是兴废无常的。 这里应该指出的是,隋朝国祚虽然很短,只将近三十年时间,但它在学校教育上的建树还应给予历史的肯定。如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的创设;专科学校的创立,除设立专门研习儒家经典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之外,还设有书、算、律学;科举取士的制度也对儒学教育有所推动,以及在有关业务部门也设立博士,招聘学生,进行职业性培训等等,均由隋朝开其端绪。这些新的学校设置和教育制度都为唐代学校所继承和发展,并为后世所效法。所以说,隋朝的官学教育为唐代官学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它在古代官学教育发展史上,确实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尽管其教育制度不很完备,但它的影响
95、还是很大的。 (二)完备的学校教育制度的建立和运作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学校教育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周予同先生认为:唐代的学校制度,较诸中古的任何一代,复杂而完备。(周予同中国学校制度)他的话真实地反映了唐代学制的特点。就学制的完整性来说,唐代确实超过了以往各代,即便与同处在中世纪的欧洲学校教育相比,也远远超过了后者。 唐代国家学校教育机制是以儒学学校为主要内容的多维组合体。在近三百年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随着唐朝社会由盛到衰,学校教育机制也经历了前后两个时期的变化。唐前期,官学作为国家教育的主导,覆盖着中央及地方的各个区域空间,但开元、天宝时期社会变革及安史之乱后政治的离散使官学日渐衰落
96、;中晚唐时期,国家教育的衰落已成阪上走丸之势,其教育的主导地位逐渐为民间私学所替代。 唐代社会,由于经济发展,国力强盛,科学文化繁荣,加之适应中央集权的需要,官职制度日益完备,官吏队伍不断扩大,因此,几个有作为的皇帝,不仅注意召贤、选士,而且十分重视兴学,把兴学视为经邦治国之本。 唐高祖李渊重视学校教育,初入长安就开大丞相府,下令置生员。义宁三年(隋恭帝杨侑年号,公元617-618年,只有二年,义宁三年在公元619年)又令国子学置生七十二员,取三品以上子孙;太学置生一百四十员,取五品以上子孙;四门学生一百三十员,取七品以上子孙(旧唐书儒学传序)。显见这时就已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存在,并规定了
97、学生的入学人数和入学标准。 开国后,他一反隋末压抑学校的政策,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下兴学敕,宣称:自古为政,莫不以学为先。学则仁、义、礼、智、信五者具备,故能为利深博(唐大诏全集卷一五),把教育作为其政治的基础和依靠。同时,在兴学诏书中还阐论说:自叔世讹,稚道论缺。绵历岁纪,儒风莫扇,隋季以来,丧乱滋甚。蜷言篇籍,皆为煨烬,周孔之教,阙而不修。庠塾之仪,泯焉将堕。朕受命膺期,握图驭宇。思弘至道,冀宣德化。所以捃摭遗逸,招集散亡。诸生胄子,特加奖励。然而调弊之余,湮替日多。学徒尚少,经术未隆。方今幽夏既清,干戈渐哉,搢绅之业,此则可兴。宜下四方诸州,有明一经已上未被升擢者,本属举选,具以名
98、闻。有司仪等,加阶叙用。其有吏民子弟,识性开敏,志希学艺,亦具名,申送入京,量其差品,并即配学。明设考课,各使励精,琢玉成器,庶其非远。州县及乡里,并令置学。(唐大诏令集卷一五) 可是,世事岂能皆如人愿,若干年过去了,学校教育的实际成就并不显著。李渊临退位前,不免浩然长叹:凋弊之余,湮替日多,学徒尚少,经术未隆。诚如旧唐书良吏传序所称:武德之初,余风未珍,李渊根本无法改变隋末学者凋丧,儒教凌迟的状况。 唐太宗即位后,根据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采纳了魏征提出的偃武修文的方略,实现了从武功到文治的重大的政治转变。他解戎衣而开学校,饰贲帛而礼儒生。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李世民对臣下说:朕虽以武功定天
99、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文武之道,各随其时。(旧唐书音乐志卷七十八)唐书列传儒学序载云:太宗身鞬,风C露沐,然锐情经术。既即位,殿左置弘文馆,悉引内学士番宿更休,听朝之间,则与讨古今,道前王所以成败,或日昃夜艾,未尝少怠。贞观六年,诏罢周公祠。更以孔子为先圣,颜氏为先师,尽召天下惇师老德以为学官。数临幸观释菜,命祭酒博士讲论经义,赐以束帛。生能通一经者,得署吏。自玄武屯营飞骑,皆给博士受经,能通一经者,听入贡限。四方秀艾,挟策负素,堂集京师,文治煟然勃兴。 唐太宗振兴学校的主要措施,首先是调整教育行政机构,重建国子监。 国子监是封建王朝的中央教育机构,早在西晋时就已建立北齐立国子寺,隋初亦然(唐
100、会要卷六十六)。隋末大乱以后,不复设立。李世民在贞观元年五月重建国子监,以加强对学校的领导。其次是兴办各级各类学校。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李世民于国学增筑学舍一千二百间,太学、四门博士(学官)也增置生员(旧唐书卷一八九儒学上),扩大招生。同年十二月,又兴办了书学(学书法和算学(唐会要卷六十六),其书算各置博士、学生,以备艺文。仅这一年国家学校增加的教师和学生凡三千二百六十员(唐会要卷六十六)。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又兴办了法律专科学校,以律令为专业,格式法例亦兼习之。招学生五十人(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三)。当时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律学,统称六学,直属国子监领导,在全国影响很
101、大,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俄而高丽及百济、新罗、高昌、叶蕃等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国学之内。鼓箧而升讲筵者,八千余人,济济洋洋焉。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旧唐书卷一八九儒学上)。随着六学兴盛,国家有关部门也办起各类专业附属学校。太医署附设了医药学校,有博士以教之。其考试登用,如国子之法。太仆寺附设兽医学校。太乐署附设音乐学校。太史局附设天文气象历算学校。太卜署附设卜筮学校。(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三)李世民还在军内兴办了学校,其玄武门屯营飞骑(军队番号名)亦给博士,授以经业,有能通经者,听之贡举。(旧唐书卷一八九儒学上)驻守地方上的军队,则分别以上、中、下都督府,设立三等学校(旧唐书
102、卷四十四职官三)。地方上的州学、县学也都恢复并逐渐兴盛。 除了各级各类学校外,李世民还设有一个特殊的教育机构弘文馆(唐会要卷六十七弘文馆),馆内聚集着一大批名流学者,都是从天下精选来的贤良文学士,负责掌详正图籍,教授生徒,凡朝廷有制度沿革,礼仪轻重,得参议焉。(旧唐书卷四十三职官二)它有三重性质,既是一个国家高级图书馆,又是一个高级学馆,还是一个国家政治研究院。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李世民又下诏,在太子东宫设置和弘文馆同样性质的高级学馆崇文馆(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三)。 由于李世民采取各种措施设馆兴学,推动了唐初学校迅速增加。最兴盛的时候,诸馆及州县学六万三千七十人(新唐书选举志下)私学尚
103、未计算在内)。各级各类学校兴办起来以后,李世民下诏:大征天下儒士,以为学官。(旧唐书儒学上)学官就是教师和教育长官的统称。被征用的学官分别授以博士、助教等职称,其等级待遇也相应提高。李世民这样饿贲帛而礼儒生(旧唐书儒学上),用各种优厚的待遇激励知识分子,促进了学校教育质量的迅速提高。他还数幸国学,令祭酒、博士讲论(旧唐书儒学上),有时甚至亲自参加学校的讨论。在他的过问下,学校的教育制度日臻完善。唐初教育的发达程度在当时世界上无以媲美,开创了中华民族古代学校教育史的新局面。 在兴办学校的同时,李世民对取士制度也进行了改革。贞观二年提出: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
104、,学识为本。(贞观政要卷七)这里,他规定了用人取士的两条标准:一是德行,一是学识,并采取了两条选士措施:第一,大兴科举制,就是用考试的办法挑选有学识的人才;第二,推行才行是任的荐举制(贞观政海卷五)。这样改革取土制度,不仅有利于选择人才,扩大统治基础,也刺激了各级各类学校(包括私学)加速兴盛,从而推动了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这样兴盛的学风持续了没多久,到高宗时便逐渐衰弱。公平而论,唐高宗对发展文教事业,还是做了一点事情的,如龙朔二年(公元662年)于东都(洛阳)置国子监,扩大生员名额,分于两都教授。但两都国子监生员总共不过千人,不到贞观年间的三分之一,而西京国子监仅有生员五百人(旧
105、唐书卷四高宗本纪上),不足贞观年间的六分之一。李治频幸东都,西京国子监的衰败事出有因,不足为怪。另外,高宗还一度关闭书学、算学、律学三所学校(唐会要卷六十六广文馆)。旧唐书儒学传序云:高宗嗣位,政教渐衰,薄于儒术,讲的是实情。 武则天时鉴于中央官学均为贵族所把持,为了打击贵族势力,提拔庶族地主,巩固和扩大统治基础,便重科举,轻学校,加之诸王驸马皆得领国子学祭酒,干预学政,学校教育很快衰颓,二十年间,学校顿时毁废,中央官学陷入了有其名而无其实的境地。著名文学家陈子昂认为:国家太学之废,积岁月久矣,堂宇荒秽,殆无人踪,诗书礼乐罕闻习者。(陈伯玉集卷九谏政理书)中宗时韦嗣立指出:国家自永淳(高宗未)
106、以来,三十余载,国学废散,胄子衰缺,时轻儒学之官,莫存章句之选。贵门后进,竞以伐幸开班,寒族常流,复因浚替驰业。(旧唐书卷二十八韦思廉传附子韦嗣立传)中宗李显神龙复辟(公元705年)以后,采取补救措施,放宽等级制度,扩大收生范围(新唐书选举志上),以便摆脱中央官学殆无人踪的窘境。可是,情况并无明显好转;直到睿宗李旦景云年间(公元710711年),仍然是礼经残缺,学校陵迟(张说上东宫请讲学启,见文苑英华卷六百五十二)。足见,即使在相对稳定发展的唐代前期,中央官学也曾经出现过长达六十年之久的衰败局面。 开元天宝年间,社会政治安定,经济迅速发展,学校教育也随之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唐玄宗李隆基,重视发展
107、学校教育,还在当太子时就提倡儒学,常到太学去大开讲论,学官生徒各赐束帛。(旧唐书儒学传序)先天元年(公元712年)在命张说等两省侍臣讲读敕中说:先王务本,君子知教,化人成俗,理家齐家,必由于学矣。(唐大诏令集卷一五)即位后,声称:弘我王化,在乎儒术(旧唐书卷二四礼仪志回)。开元七年(公元719年)下诏诸州县选送聪悟有文辞者入四门学为俊士;凡贡举未被录取者,可以自愿入四门学继续学习。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增量崇玄学,又在天宝九载(公元750年)创办广文馆,招收落选举人继续学习深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开元年间下令修成唐六典,对各级各类学校的体制作了比较系统的法律规定。按照这个规定,中央各
108、级官学的生员总额为二千八百八十一人。另据新唐书百官志三,其时还有广文馆学生七十人。这样,总额当为二千九百五十一人。开元年间的国子祭酒杨瑒说学徒三千(全唐文卷二九四谏限约明经进士疏),显然是举其成数,但也表明当时实有生员人数与定额基本吻合。从数字看,此时之生员定额只比贞观年间略少,但实有人数不足贞观盛时的一半。由于刚刚设置不久的广文馆在安史乱前便雨坏庑舍,而有司不复修完,结果自是遂废新唐书卷二二)。 安史之乱,给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学校教育也饱受推残,一时硕儒解散,国学毁废,生徒无鼓箧之志,博士有倚席之讥(全唐文卷六四六李绛请崇国学疏)。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叛乱平息数年之后
109、,依旧是国子监室堂颓废,军士多借居之(资治通鉴卷二二四永泰元年)。永泰二年(公元766年)代宗在其诏敕中说:顷以戎狄多难,急于经略,太学空设,诸生盖寡。弦诵之地,寂寥无声。函丈之间,殆将不扫上庠及此,甚用悯焉。(新唐书选举志卷四十四)他接受国子祭酒肖听的建议,投戈而讲(唐大诏令集卷一五),决定重修国子监,补充国学生,力图使中央官学生员能够达到五百五十人(唐会要卷六六东都国子监)。据记载,经过短短七个月,国子监重建一新。但仅从工期之短一端,也可想见其工程质量之差。仅仅过了十来年,到他的儿子德宗李适时,中央官学又呈现出疮庚满目的惨况:博士、助教耕犁其中,播五稼于三时,视辟雍如农郊,堂字颓废,磊砢属
110、联,终朝之雨流,流潦下渟。既夕之天,列宿上罗,群生寂寥,攸处贸迁。面对此情此景,当政者的态度居然是:陛下不以闻,官不以问,执政之臣不以思。代宗李豫增加生员人数的规划也没有实现,到德宗时,六年中央官学存者三,亡者三(李元宾文集卷五),生员总数仅达二百七十四人(韩昌黎集卷三十七)。足见,安史乱后中央官学的状况较之高宗以来,可谓等而下之。宪宗元和年间,重振中央官学,当时中央所属官学的名额为:西京国子馆生八十人,太学生七十人,四门(学)三百人,广文(馆)六十人,律馆二十人,书、算馆各十人,东都国子馆十人,太学十五人,四门(学)五十人,广文(馆)十人,律馆十人,书馆三人,算馆二人。(新唐书选举志)即便如
111、此,这个定额也不到玄宗时的四分之一,而当时实有生员尚不足此数。国子祭酒郑余庆对此甚为感慨:太学荒堕日久,生徒不振。(唐会要卷六六东都国子监)学校教学极不正常,学风败坏,元和八年(公元813年),舒元舆参观国子监,见论堂,国子、广文、太学、四门学,堂上长台草,庭院垦为圃,数年无讲论,呈衰凉景象,因作问国学记,叹国学的衰落(全唐文卷七二七)。穆宗以后,唐帝国已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了,学校教育更是有名无实。 穆宗李恒长庆已降,中央官学濒于崩溃。文宗李昂虽存重学校之想,但因财政拮据,不得不在太和八年(公元834年)公然下令削减生员定额。一时之间,中央官学化为废地,尽垦为圃(文苑英华卷八一六记二十学
112、校)。至于唐末离乱之后,(书籍)散失颇多,藏书之府无屋一间,无书一卷(册府元龟卷六四学校部奏议三)。这种情况下,中央官学自然更难维持了。其时,林宽有诗一首,题曰穷冬太学。诗云:投林依槐馆,荒亭草合时。 雪深鸢啸急,薪湿鼎吟迟。 默坐同谁话,非僧不我知。 匡庐瀑布时,何日副心期。 (全唐诗卷六六) 此诗即是崩溃中的唐末中央官学的如实写照。 中、晚唐官学教育衰颓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一是较之贞观、开元年间,政治局面极为不稳定。政治斗争加剧,战乱频繁,社会环境始终处在动乱之中,这对学校教育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二是教育的发展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厚实基础上。中、晚唐以后,物质资料的生产停滞,经济不景气,
113、财政拮据,中央无法拿出更多的钱来发展教育,只好叫官僚们出光学钱、修学钱,如唐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采纳国子祭酒郑余庆的建议,抽取文官俸禄给修两京国子监;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年),采纳国子祭酒刘允章建议,令群臣捐输光学钱以修库序,宰相五万,节度使四万,刺史一方,其窘可知无法拿出更多的钱办教育,则教育的发展自然无望。 三是科举取士制度对学校教育的冲击。韩愈认为任凭你有多么远大的方略,宏伟的抱负,如果不从科举出身中谋取官职,那就什么也办不到,这就促使大多数知识分子从科举中去找出路,学校教育自然大受影响。 毋庸置疑,唐代中央官学经历了一个马鞍形的发展过程。在唐朝统治的二百八十九年中,作为学校主
114、干的中央官学屡兴屡废,几起几落,但从总体上看,仍不失为中国古代社会学校制度的典型。它对于元、明、清的学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整个唐代,学校教育在兴废起落中,基本体制日臻完备:学校设置。据旧唐书、新唐书、唐大诏令集、册府元龟等文献记载,唐代官学分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两级。在中央设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弘文馆、崇文馆、崇玄馆、律学、书学、算学、医学、天文历学、畜牧兽医学,此外还有以教皇族子孙及功臣子弟为职专的小学。在地方设有:州、县学、医学、玄学等等。总之,唐中叶以前,适应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了各级各类的官学,已形成一个较完整的学校教育体系。 修学钱始于元和年间,元和十
115、四年(公元819年)国子祭酒郑余庆奏请抽取文官俸给修两京国子监。现任文官一品至九品,处吏兼京正员官者,每日于请料钱每贯抽十文,以充国子监修造先帝庙及诸室宇,善壁经公廨(旧唐书宪宗本纪),文吏月俸百取一,以资完葺学校(新唐书卷一六五郑余庆传)。咸通中,命群臣输光学钱,治庠序,宰相五万,节度使四万,刺史万(文献通考卷四十一学校考二)。大顺元年(公元890年),又令内外文臣各于本官料钱上每一缗抽十文助修国学(册府元龟卷六四学校部奏议三)。注领导体制。唐朝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制,加强了对官学教育的统一领导。专门设立教育行政领导机构始于隋文帝初年,唐因隋制,于贞观元年将国子学改称国子监,同时成
116、为独立的教育行政机构。国子监设祭酒一人,为教育的最高行政长官。还设丞一人,主簿一人,负责学习成绩和学籍等具体事宜。国子监的名称有过几次变化。龙朔二年改诸司及百官名,国子监曾改称司成馆,祭酒改称大司成,司业改称少司成。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司成馆又改称国子监,大司成又改称国子祭酒,少司成又改称司业。光宅元年(公元684年)又曾将国子监改称成均监,祭酒改称成均祭酒,神龙元年(公元705年)中宗李显恢复唐国号,并恢复永淳以前的礼仪和职官名称,于是又将成均监改称国子监,成均祭酒改称国子祭酒。尽管国子监的名称曾几次有所变更,但它的性质始终未改变,一直是唐代最高的教育行政领导机关。 据文献记载,凡六学,
117、皆隶于国子监。所说六学,即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这些官学都由国子监统一领导和管理,但情况也有变化。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唐高宗下诏:以书学隶兰台,算学隶秘阁,律学隶详刑寺(旧唐书高宗本纪卷四)。由此,书、算、律三学脱离国子监,归业务主管部门领导和管理。这一变化,是领导体制上的一个进步。 此外,弘文馆由门下省直接领导。崇文馆上东宫直接领导。崇玄馆由尚书省下辖的祠部领导。中央和地方所设的医学均归中书省所管辖的太医署领导。天文历学由司天台领导。畜牧兽医学由太仆寺领导。 唐代在地方设有教育长官,叫做长史,负责统一领导州、县学。 总之,唐代官学领导体制,分中央和地方两级。除学经学的
118、官学由国子监领导,其他专业性质的官学,皆由各有关业务部门领导。这种根据学校的专业性质不同,分别归有关行政部门领导的体制,在世界教育史上是出现最早的。 1。唐代的中央官学(1)中央六学是唐代学制系统中最重要的部分文献通考云:唐制凡学六,皆隶属于国子监。柳詒征中国文化史:唐代京师学术皆隶于国子监。沿隋制也,其学校有六。一曰国子,二曰太学,三曰四门,四曰律学,五曰书学,六曰算学,其学生以阶级分之。在这六学中,主体是以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为核心的儒家经学教育的学校。所谓经学学校,就是以研习儒家经典为主要教育内容的学校。古代官学从一产生便是专门研究经学的学校。经学教育始于汉代,两汉以来,凡国家所设立的学
119、校都是以学习儒家经典为主。汉代中央官学除鸿都门学外,太学、宫邸学以及地方官学,其中包括郡县道邑所设立的学、校、庠、序都是以学习儒家经书为主的经学学校。这种经学教育到了唐代,由于统治者确立了尊崇儒术的文教政策,选拔各级官吏均以精通儒术作为取舍升降的标准,士子亦皆以钻研经书为人仕的途径,所以便更加发展。它在唐代官学教育体系中占居主导地位。 国子学始设于晋武帝咸宁二年(公元276年)。唐代国子学,教职员有博士、五经博击、助教、直讲、大成、典学、庙、幹和掌固。学生,武德初为七十二人;龙朔时为八十人;开元、天宝时为三百人。另有东都国子生十五人。 太学设博士、助教、典学、掌固等。学生,武德初为一百四十人,
120、龙朔时为七十人;开元、天宝时为五百人。东都太学十五人。 四门学为北魏孝文帝始置。唐代设有博士、助教、直讲、典学、掌固等。武德初,学生为一百三十人;龙朔时为三百人;开元、天宝时为一千三百人,其中五百为品官子孙,八百为民间俊士;元和二年(公元807年)为三百人。东都四门学五十人。 律学起始职司无考,唯晋书百官志有律学博学。隋朝设律学,隶大理寺;属职业教育性质。武德初,置律学,隶国子监。教师为博士、助教。学生,龙朔二年为二十人;开元时为五十人。元和时,东都律馆十人。书学隋置,唐初废,贞观二年复置。设博士、助教,以小学,书法等教授生徒。学生,龙朔二年为十八;开元时为三十人;元和时为十人。东都书馆三人。
121、 算学(将在后面科技科育中详论)隋置。龙朔二年隶国子监。设博士、助教,以各种算经教授生徒。学生,龙朔二年为十人;开元时为三十人;元和二年为十人。东都算馆二人。 除各学的情况而外,中央各学还有一些共同的问题:释奠制度唐武德中,天下初定,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各立庙一所于国子监。贞观二年停祭周公,升孔子为先圣,以颜回配享。这是中国历史上国家教育机构第一次专祭孔子之始,以后成为一项制度。有唐一代,孔子的地位不断提高,荣衔、封号接踵而来。唐朝诸帝都很重视弘扬儒学,从高祖到昭宗,皆亲临国子监释奠,皇太子释奠则更为经常。祭礼之后,各学校大开讲论,中央各学由国子祭酒、司业讲论,州县学校则由博士讲论。招生
122、与配学唐代通过教育立法,完成了生徒的招收与配学的管理。唐代的几种成文法典中,有不少关于生徒招生与配学的条款,规定中央官学招收普通科14-19岁的生徒(唯律科招收18-25岁的进学者),这一规定仅是对皇亲国戚、功臣勋宦子孙入学年龄上的限制,到底入哪一所学校,全在于出身与官品级别。州县平民子弟,符合法定年龄条件的也未必就能进入中央官学就读,必须经地方学校逐级淘汰,选送其中能通一经以上,天资聪颖的俊异者,并且指定只能进入程度较低的四门学。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结合自己学校的规模,制订招生计划。唐律等法典规定在校生徒人数限为三百人,国家有关部门依法拨给相应的公膳费和杂用费,并负责投资建筑三百人的宿舍。所以
123、,中央及地方官学均参照学生毕业离校人数制订招生计划,毕业离校人数亦即该年度招生人数,否则,超过了国家法律规定的员额,学校难以承受。国子监招生计划的制订程序,大约经过以下几个步骤:首先是各学将已毕业离校腾出的宿舍间数呈报国子监,不得谎报或有讹误。第二步,由国子监将各学呈报的宿舍间数汇总,如实报送礼部。第三步,经礼部审核后,按宿舍数定额下达招生人数。各学的招生计划,彼此泾渭分明,充分体现出有关法典中规定的受教育特权等级的精神。生徒符合入学年龄要求,国子监即根据其父辈或祖辈品级,配以相应的学校。唐初,国家教育机制尚未建立,对于生源资格没有系统而严格的规定。国子监除皇宗、贵族、大官僚子孙外,普通官吏及
124、庶人子弟亦可入学。贞观时,随着国家各项政令的颁布和制度的确立,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的入学标准都得以制订,各阶层人士的子孙,均按其品差身份的各异而入不同等级的学校读书。 国子学招收学生的标准为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孙。新唐书选举志上载:文武三品以上子孙若从二品以上曾孙及勋官三品,县令、京官四品带三品勋封子为之。太学主要招收五品以上官员子孙,以文武:五品以上子孙、职事官五品期亲若三品曾孙及勋官三品以上有封之子为之。四门学例定学生员数为一千三百人,其中五百人为学生,八百人为俊士。所谓俊士是指州县学生中聪悟有文辞、史学者,以及乡贡不第而愿入学继续学习的士子。四门学是官民子孙混成的学校,既招收低级官吏子弟,也对地
125、方士绅子弟开放。新唐书选举志上载:其五百人以勋官三品以上无封、四品有封及文武七品以上子为之;八百人以庶人之俊异者为之。律学、书学和算学的入学标准相同,但因其为实科性质的学校,故为士大夫所不屑,招生对象主要是下级官吏子弟和庶人子弟。大唐六典卷二十一国子监载:文武百官八品以下及庶人子为主者。国学是唐王朝中央政府的高级学府,不仅汉族士子可以入学,各少数民族首领也可派遣子弟入学。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以后,渐慕华风,乃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旧唐书吐善传)。勃海王数遣诸生诣京师太学。习识古今制度。(新唐书勃海传)在国学的影响下,一些地方学校也注意招收少数民族子弟入学。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
126、南诏王请以大臣子弟在成都就学(新唐书南诏传)。为了解决少数族子弟入学以后语言不通的困难,学校内还可以同时使用两种文字,如高昌王派子弟到长安国学,文字用汉字,也兼用胡书。(通典边防典)各族子弟在长安国学学习,学成以后,或留京师,或返回本族,使各族文化得以互相交流,互相渗透。汉文化迅速传播到各少数民族地区,在那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西域高昌王的屋里就挂有鲁哀公问政孔子的画像。他们还采用汉人的官号,开办学校,集中官员子弟教授毛诗、论语、孝经等古代典籍。 除入学资格有严格规定外,各学的学额也有差别。国子学额三百,太学学额五百,四门学额一千三百,律学学额五十,书学及算学学额各三十。入学年龄一般为14岁
127、到19岁,律学学生限18岁到25岁。学生入学须缴纳束脩,以示对教师的敬意。据文献通考载:神龙二年(公元706年)年敕学生在学各以长幼为序,初入学者行束脩之礼于师。国子太学各绢三匹,四门学绢二匹,俊士及律书算学州县各绢一匹,皆有酒脯。其脩三分入博士,二分助教。皇子拜师同样也要行束脩之礼:皇子束脩,束帛一篚五匹,酒一壶二斗,脩一案三脡,皇子服学生之服,至学门外陈三物于西南,少进,曰某方受业于先生敢请。见执篚者以篚授皇子。皇子跪,奠篚,再拜。博士答,再拜。皇子还避。遂进跪取篚。博士受币,皇子拜访,乃出。 束脩礼在孔子时代早已实行,所不同的是唐代由国家规定实行,礼物的轻重随学校性质而有差别,学校教师也
128、根据级别接受礼物。学生至送的礼物,分为五分,博士得三分,助教得二分。这种束脩的致送,仅具有象征性意义。它是一种隆重、严肃的入学仪式,除有尊师以重教的含义外,还起一种增进师生感情的作用,教师并非靠此维持生活。 唐政府对中央六学的学生免费供给膳食。据史籍所载,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因上都失守,两京馆学廪饲之制度绝,以致学生流散。广德二年(公元764年),因诏进学生在馆学习,令度支给厨米,禀饲如故。正因为如此,有人不为学习,而为混吃混住入学,还有人不想读了,又不办理退学手续,把自己的宿舍和名额私自转让给亲友去冒名顶替。针对这种情况,好几任祭酒都主张严格给厨和宿舍管理制度,以整顿学校纪律。 在唐代
129、中央太学中,除正规的学生之外,还有许多旁听生或游学生。唐代考取官员和各地来京的游学才子,都享有入太学执经求教的权利,他们不列入正式学生的名籍,其就学旁听的时间,完全由求学者自行决定。旧唐书卷一一二李巨附则之传说:则之,以室宗历官,好学,年五十余,每执经诣太学听受。李则之入太学习经,是在德宗贞元三年(公元787年),当时他早已入仕为官,但惇学之心所致,五十余岁仍好学不止。韩昌黎文集卷六施先生墓志铭记有: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十月十一日,太学博士施先生丐卒,其寮太原郭伉买石志其墓,昌黎韩愈为之辞。曰:先生明毛郑诗,通春秋左氏传者,皆其弟子。贵游子弟时先生说二经,来太学帖坐诸生下,恐不卒得闻。先
130、生年六十九,在太学者十九年。施丐于德宗初入教太学,十九年间,以讲授毛诗郑注和左氏春秋得名,京城朝官有许多人就其门求教。可见,唐代的成人教育是择人而师,求学者与太学正式学习共同听讲学习,这是唐代国家教育机制的一大特点,接受成人教育的士子,大都是相当的儒学和文学基础,他们就读于太学,目的有的是为了释清读书自修时遇到的疑惑,但大多数则是希图从殚哈之师,以勉力求进。则天朝宰相张柬之,其孙张轸年九岁,以母氏宿愿,固请为沙门。自削发缁流,持衣绀宇,内求三藏之实,外综六经之微。初闻遗旨,兄之诫弟,再有忠告者哉。所以曳长裙,游太学,不滔不黩,为宠为光,寻以进士甲科拜河南府参军事。(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五四唐二六唐
131、故河南府参军范阳张府君墓志铭)张轸幼时出家,佛儒兼习,后在兄长及友人的劝诫下脱佛还俗,入太学读书,终以进士及第。张轸以其祖父之荫,本应入弘文、崇文馆就学,然而他却就读于太学;唐代各级学校的学生入学年龄限制为14至19岁,张轸为沙门的时间虽不可考,但从其应入贵族学校而未入的情况分析,很可能是因还俗时已年过19岁而入太学就读的。唐代太学还是社会文化场所,才华高洁的士人在太学所发表的言论或诗赋文辞,很快就会传遍京城。诗人孟浩然年四十,乃游京城。尝于太学赋诗,一座嗟伏,无敢抗。张九龄、王维称道之(新唐书卷二三孟浩然传)。集国家正规教育和成人教育于一堂的太学,在严格正式学生身份等级的同时,又向社会各阶层
132、开放,把教育的幅射面扩大到整个社会,这是唐代国家教育机制的开拓性贡献。 师资唐代中央六学的教师有博士、助教、直讲等。博士负责分经教授诸主,助教辅助博士分经教授,直讲辅佐博士和助教。博士相当于主讲教师。唐政府十分重视师资配备,精选天下贤良文学,淳师老德之士和具有各方面专业知识的大师担任。祭酒对太学国子学的教师也有荐举和选举的权利,文献通考学校载:唐朝时,朝廷曾委国子祭酒选择有经艺、堪训导生徒者以充学官。 根据唐代大唐六典、唐律以及开元礼等成文法典,大致可以推知唐代各级各类学校教官编制情况及与学生的比例。唐代诸法律中有关教育的条款明确规定:国子学置博士七人,助教和直讲各五人;招收生徒三百人。教官与
133、学生之比为1比25;太学设置博士六人,助教六人,招收生徒五百人,教官与学生之比几近1比45;而四门学置博士、助教、直讲各六人,招收生徒一千三百人,教官与学生之比近1比72。唐代教官编制与师生比例,是根据国家政治发展条件与经济负担能力确定的,经过了较为准确的规划和预算。这方面的管理措施表明,培养国家高级官吏的层次较高的官学,为了保证人才的质量和规格,可以降低师生之比,使教师有充沛的精力培养高质量的人才;对于程度较低的官学,则扩大师生之比,广置生徒,既可以满足社会需要,还可以以较小投资收到较高的效益。通过法典形式将这些内容固定下来,可以控制教育的暴生暴长,不致使学校人满为患,也不会导致师生之比失控
134、而使学校陷入紧张混乱之状。 中央六学教师的官品与薪俸各不相同,如国子学博士须有五品以上资格;助教须有七品以上的资格;太学以下,品级渐低。据载,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博士的月俸自二十五贯至二贯不等;助教自五贯三百文至一、二贯不等。 唐代重视对教官的管理,唐律上也有对教官惩罚的条款。唐代诸法典明文规定,祭酒、司业及其它教官对于受政治窳败、社会颓废的影响,学行偷惰、不顾廉耻的生徒,必须积极训导,及时劝阻,无使蔓延;否则稍有松懈,有司纠察,追究责任。此外,无论是中央官学或地方官学教官的选拔和待遇、职责和讲课制度等等管理措施,也都通过立法及各种成文法典予以规定。 课程设置与修业年限唐代国子监中的国子
135、学、太学、四门学,贵族学校的弘文、崇文馆,以及地方府、州、县的经学,均是修习儒家经典的学校,其课程设置体现在教学计划中,分为必修课、选修课和专业课三类。据唐令拾遗、大唐六典等记载,必修课为孝经和论语;选修课约有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国语、说文解字、字林、仪礼、周易、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共九经,修习时间各为三年。毛诗、周礼、仪礼,唐代称为中经,修习时间各为两年(大唐六典为两年半)。周易、公羊传,榖梁传和尚书,唐代称为小经,新唐书选举志记:周易修习二年(大唐六典为二年半),公羊传修习一年半(大唐六典为一年),榖梁传修习一年半(大唐六典为一年),尚书修习一年半(大唐六典为一年)。 律学
136、则以历代律、令为专业课,以历代格、式为基础课。书学以石经三体书、说文、字林为专业课,兼习其它字书。修习时间:石经三体书为三年,说文为二年,字林为一年。算学分为两个专业,第一专业学习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五曹算经、张丘建算经、夏侯阳算经、周髀算经;第二专业的课程为缀术和缉古算经。记遗和三等数是两个专业的公共课。第一专业的课程为:九章、海岛共修习三年;孙子、五曹共修习一年;张丘建一年;夏侯阳一年;周髀和五经算共一年。第二专业的课程为:缀术修习四年;缉古修习一年。作为公共课的记遗和三等数,共修习一年。 国子监各学在学最长年限为九年,律学生为六年。凡在规定的修习年限内未能科举及第者,皆槚楚监司
137、,退归州学(唐会要卷三十五学校)。中央各官学及地方州县学校的生徒,学习之后,由国子祭酒申送礼部进行科举考试,不中者,复归本校继续学习。凡诸六学生,有不率教者,则举而免之(唐令拾遗卷十学令)。旧唐书卷一四九归崇敬传载:不率教者,则申礼部。国子不率教,移为太学;太学之不变者,移之四门;四门之不变者,归本州之学,州学之不变者,复本役,终身齿。尽管政府这么规定,由于士子趋于利禄,务在出身,这九经有名存实亡的情况。开元八年(公元720年),国子司业李元瓘上言:今明经所习,务在出身,咸以礼记文少,人皆谙读。周礼、仪礼、公羊、榖梁以独学无友、四经殆绝。(登科记考卷七)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杨玚为国子祭
138、酒,奏言:今之明经习左传者十无二三,又周礼、仪礼及公羊、榖梁殆将废绝。(同上)据此,可见在唐朝兴盛时期,有些经书念的人已经不多了。 休假制度唐代各学馆、学校的休假由中央统一安排,分为常假和国家制假两种。常假又有旬假、田假和授衣假之分。旬假为每隔十天休息一天,相当于现在的星期日。田假在农历五月,授衣假在农历九月,假期各十五天。学生在这两个假期中,可以归乡省亲。凡路程在二百里以外的,还给予路程假。学生家中有婚丧嫁娶之事,或因其它事情不能按时返校者,可续假至一百天。直系亲属因病需膝下侍奉照料者,给假二百天。 国家制假为传统节日、祝日和诞辰日,大约有元日、上元节、寒食清明节、佛祖降生日、各皇帝的诞辰及
139、唐高祖李渊的诞辰。元日为正月初一,即春节,全国休假三天,学生亦不例外。上元节是正月十五,放假三日。寒食清明节在农历四月四日,休假天数常有变动。佛祖降生日为祝日,是释迦牟尼的诞辰,在农历四月八日,规定休假一日。农历二月十五日是老子的诞辰,唐代称降圣节,休假一日。李渊是唐朝第一个皇帝,为纪念其开国之丰功伟绩,天宝五年(公元746年)定每年二月十五日李渊诞辰日休假一日。此外,唐代各皇帝均把自己的诞辰作为节日来庆贺,全国给假一日。 考试唐代中央六学在考试方面有一定的规定,考试类型大致有以下几种:旬考。学生在学期间,每月十日举行一次考试,由各学校的主讲教师主持。考核学生在旬日所习功课,分诵读和讲解两部分
140、,背诵一千字,讲解两千字。每背诵一千字内试验一帖,帖三字。每讲解两千字内问大义三条。成绩评定为二等,答对试题三分之二以上者为及格,以下者为不及格。 月考。唐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国子祭酒冯伉奏:其礼部所补学生,到日亦请准格帖式,然后给厨。后每月一度试,经年等第不进者停厨。鎯旨从之。所以元和以后,又实行月考,但这时旬考可能已经废止。 年考于年终举行,就一年所学课程,口问大义十条,通八条为上等,六条为中等,五条为下等(不及格)。律学生在学六年,其他诸生在学九年,岁试三次列入下等,不堪贡举者,罢归。毕业考,于应修学程期满成绩及格时举行,由国子祭酒监考。诸学生通二经,俊士通三经,已及第而仍愿留学
141、的四门学生补太学生,太学生补国子生。必须指出,这种升格仅表示地位的提高而已,并非表示学业的递进,因为四门学、太学与国子学的学业程度并没有明显的差异。学生成绩优秀的,由监司简就,取其中成绩最佳的二三百人举送尚书省和乡贡同受礼部考试。教学形式及方法唐代各级各类学校一般均采用集中讲授的上大课形式。教学方法大致有讲论、问难、诵读和读书指导四种方式。讲论分为制讲和常讲。制讲是在皇帝或皇太子视学、春秋释奠孔夫子庙以及皇太子齿胄学时举行。通典卷一一七礼典载:皇帝或皇太子视学,文武百官皆随从,国子监教师要开论讲。凡登堂讲论者,大都为当时名儒。这种讲论,旨在宏扬儒学,是国家礼仪制度的一项重要仪典。因此,讲论者只
142、能泛泛而谈经典大义,并不像日常授课时那样逐章逐句地阐述其微言大义。 常讲是指各级各类学校日常课程的讲授,它不同于制讲的宏盛,而是以知识的传授和详微细致地阐发精义为目的,旨在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各门课程所规定的内容。各学校的教师都有自己独特的教学方法。 汉儒讲学,只限在经典的考据与经文的解释上,故后世称之为考据学家。这种讲学方法,尽管有精密搜求实事求是的精神,但不免流于繁琐,把经文弄得支离破碎,只在断简残篇中讨生活,无益于独立思考和学术思想的发展。尤其汉代经学讲授中,特别注重遵守师法和家法。这是汉代为确保师师相传的经说不至走样,以保证政治思想的高度统一而采取的措施。所谓师法,是指传经时以汉初立为博士
143、的经师的经说为准绳,例如公羊春秋就以董仲舒所传的经说为师法。后来,大师的弟子们在传经时又有所发展,形成一家之言,这就叫家法,后汉就有颜氏公羊与严氏公羊两大家。师法与家法的根本要求是在讲经时要有根有据,不能凭己意发挥。这种方法直到唐初,仍然是儒家说经的正统方法,孔颖达撰五经正义仍守此法。在这种师法和家法森严的情况下,不仅对于经学讲义要绝对服从,甚至寻句不知贯通,这种修家法、依章句的讲学方法,其弊在于只有模仿,没有创造。所以,两汉四百年间,儒家学术思想没有什么新的发展。唐代一些学者却冲破了这种森严的师法与家法的樊篱。据文献记载,唐代经科学校许多博士,既学识广博,又善于讲解,而且在讲学过程中敢于发挥
144、自己独立的见解,并不照本宣科。如陆德明讲经随端立义,众皆为之屈。又如博士徐文远讲经多立新义,对先儒异论,皆定其是非,然后诘驳诸家,不出己意,博而且辩,听者忘倦等等。当时的教学方法,有讲有读,读即自学,学生自己阅读钻研经文,背诵经文与注疏。在自学过程中,同学间亦相互讨论,辩明经文。就时间比例说,自学占的时间比较多。这种重视自学,虽然是和当时学额多,教师人数少的情况有关,但它对于培养学生独立学习和钻研的能力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学生行为的管理唐代学制规定有田假和授衣假,学生于假期可归家省亲,但必须按时返校。凡开学满三十天而未报到者,或因请事假超过一百天者,以及因直系亲属有病而请假侍候满二百天者,皆予
145、以除名,令其退学。在校期间,学生不得无故喧哗,更不许打架斗殴、悖慢师长。唐会要卷六六国子监载:无故喧哗者,仰馆子与业长,通伏领过,知馆博士则准监司条流处分。其中事有过误,众可容恕,监司自议科决。自有悖慢师长,强暴斗打,请牒府县锢身,递送乡贯。 唐代还通过法律,加强了学校生徒的行为管理与控制。唐代统治者在采取用儒家思想教化的同时,还注重用法律手段威逼生徒就范。中央官学的生徒绝大多数来自品级极高的勋官名卿家庭,他们中许多人无视学校教官的教诲,对此,唐代法典中规定,如果生徒的行为逾越规范,则绳之以法。因国子监实行公膳制度,不少被开除的生徒改名入监,以图免费进餐。国子监又规定,一发现此类生徒,立即请送
146、法司,准式科处。如果生徒的行为越轨,触犯了刑律,须按法典中的条款治罪。唐律规定,生徒殴打师长,则杖四十;若斗殴无品博士,刑罚加凡人二等,合杖六十;殴打九品以上博士,合杖八十;打伤五品博士,则于本品上累加之;如果将受业教官殴打致死,合斩勿论。唐律等法典还规定,生徒在学三年,不回家探看父母亲,该校必须以道德训喻,启发诱劝,勉之归觐。否则,依法给予惩罚。 但是,尽管条例严明,中央官学的办学情况并不如人意,学校风气不好的问题一直没有真正解决。学校纪律十分松懈,教学秩序极不正常。生员当中,赌博猜拳即所谓樗蒲六博,酗酒喧争(册府元龟学校部奏议三)者有之;无故旷课即所谓服勤多阙,仰止徒虚(文苑英华判八惰教)
147、者有之;吵架打架即所谓争论形于颜色,各持捶以相打(文苑英华判九教授文书)者有之。更有甚者,悖慢师长,强暴斗打(册府元龟学校部奏议三),学生竟然打老师。对此,柳宗元在与太学诸生书中有逼真的记录:始仆少时,尝有意游太学、受师说,以值志持身焉。当时,说者咸曰:太学生聚为朋曹,侮老慢贤,有堕窳败业而利口食者,有崇饰恶言而肆斗讼者,有凌傲长上而猝骂有司者,其退然自克特殊于众人者无几耳。恟骇怛悸,良痛其游圣人之门而众为是也。遂退讬乡间家塾,考厉志业。过太学之门而不敢跼顾,尚何能仰视其学徒者哉!(柳河东集卷三十四书) 中央官学已经混乱到了人们过其门而不敢跼顾,见其徒而何能仰视,闻其事而恟骇怛悸的地步,唐政府
148、自然要进行整顿。可是,不整顿还罢,一整顿更加酿成事端。如开元年间,学徒渐弛纪律很差,国子祭酒阳峤课率经业,稍行鞭策,采用严格考试加轻微体罚的办法予以整顿。结果,学生怨之,颇有喧谤,一群学生在一天夜晚将阳峤打死在街道上。学生打死校长,实在骇人听闻。最后,玄宗下令杖杀无理者,风波始息(旧唐书良吏传下阳峤传)。然而,每当朝廷搜捕凌慢有司,不修法度的学生时,学生们往往又咸闻惊惧,莫敢保安了。在一片混乱状况中,生员势必学业荒疏,艺业不劝,文章帖义不及格限者比比皆是,而特殊于众人者无几(册府元龟学校部奏议三),培养出来的有用人才不多。诗人韦应物诗云少年游太学,负气蔑诸生(姚宽西溪丛话),而在唐代的知名之士
149、当中,像韦应物这样上过太学的,真是寥若晨星。元和元年国子祭酒冯伉在其严肃学规的奏书中提出:有具艺不勤,游处非类,樗蒲六愽,酗酒喧争,凌慢有司,不修法度,有于一比,并请解退。访问以来多改名却入,起今以后,如有此类,请送法司,准式科处。(册府元龟学校部卷六四)这个奏书虽然目的是要求整饬学风,它也反映了当时官学教育已败坏到了何等地步。 (2)弘文馆、崇文馆和广文馆弘文馆是一个特殊的教育机构。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置修文馆于门下省,九年(公元626年)改为弘文馆。设学士,掌详正图书,教授生徒。同年九月,太宗即位,大阐文教,于弘文殿中聚四部群书二十余万卷,并于殿侧置一弘文馆,选贤良文学之士,如虞世
150、南、姚思廉、褚亮、欧阳询、蔡允恭、叶德言等人,以本官兼学士,轮流值宿馆中,听朝之暇,引入内殿,讲论文义,或商量政事,常至深夜方罢。褚遂良受命检校馆务,号为主馆主。当时弘文馆还仅为一研究和咨询性质的机构,尚未成为作育人才之所。贞观元年(公元627年),诏京官职事五品以上嗜书者二十四人,隶馆习书,出禁中书法以授之。其后又置讲经博士。弘文馆的名称及学官设置亦几经变化。神龙元年曰昭文馆,以避孝敬皇帝之名;二年(公元706年)曰修文馆。景龙二年(公元708年)置大学士四人,以象四时;学士八人,以象八节;直学士十二人,以象十二时。景云中(公元711年间),减其员数,复称昭文馆。开元七年(公元719年)又曰
151、弘文馆,置校书郎,又有校理、雠校错误等官。长庆三年(公元823年),与详正学、讲经博士皆罢,颛以五品以上曰学士,六品以下曰直学士,未登朝为直馆。这些变化并非实质性的,弘文馆仍一直是专门收藏、校雠和研究儒家经典的经学。但它的学额一直很少,玄宗开元七年仅置学生三十八人。此后,该馆逐渐从一个皇家高级图书馆转变为高级学馆和国家政治研究院,在研究和整理古籍方面成绩突出,即有学士掌详正图籍,又有校书郎校理典籍,刊正错谬,分工十分细密,四部书分类法即由该馆首创。入学资格限于皇帝缌麻以上亲属,皇后大功以上亲属以及宰相、散官一品、京官从三品的儿子。属贵胄学校。学科与国子学等相同,但不少学生养尊处优,故程度较低,
152、唐六典上有试取粗通经义之说。 唐太宗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在东宫置崇贤馆。设学士二人,掌经籍图书,教授生徒;设校书郎二人,从九品下,掌校理书籍。高宗显庆元年(公元656年)太子宏请于崇贤馆置学士并置生徒,始置生徒二十人,皆以皇族缌麻以上亲,皇太后、皇后大功以上亲,散官一品中书门下平章事,六尚书,功臣身食实封者和京官职事正三品的子孙,京官职事从三品中书黄门侍郎的子孙,为之。上元三年(公元676年),因避太子名改为崇文馆,学士掌理经籍图书,兼授诸生。又置校书郎二人,以及令史、典史、揩书手等人员,学生的课试和选举,一如弘文馆。开元七年(公元719年)改校雠曰校书郎。乾元初(公元758年)以宰相为
153、学士,总馆事。贞元八年(公元792年)隶左春坊,有馆生十五人。 由于弘文馆、崇文馆不仅教授生徒和负有校雠经籍的任务,而且朝廷制度沿革、礼仪轻重,皆参议焉(新唐书百官志二),所以更受统治者的重视,在官学教育制度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但它的教育质量却比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低。唐会典云:其弘文馆学生虽同明经进士,以其资荫全高,试取粗通文义。又据唐会要贡举下云: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敕文弘文、崇文生缘是贵胄子孙,多有不专经业,便与及第,深谓不然。自今己后,一依令式考试。由此可见,二馆生门资高,入学要求标准低,平日学业考试和毕业考试松弛,加之他们都是贵胄出身,养尊处优,求学自然肤浅。所以其学习程度
154、,实不如其他三学。 广文馆是唐玄宗为了笼络人才,于天宝九年(公元750年)下令设置的。附设于国子监,规格与太学同,专习进士业,掌领国子学生业进士者(新唐书百官志)。有学生七十人。有人认为广文馆是为当时著名才子郑虔而添设的。确实,郑虔与广文馆有着密切的联系。史称郑虔闻命任广文博士,不知广文曹司何在,诉宰相,宰相曰:上增国学,置广文馆,以居贤者,今后世言广文博士,自居始,不亦美乎,郑虔乃就职。久之,雨坏原舍,有司不复修完,寓治国子馆,自是遂废。(新唐书郑虔传)广文馆是个不受重视的冷衙门,杜甫在醉时歌中写道:诸公兖兖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甲地纷纷厌梁肉,广文先生饭不足。而郑虔也以不事之,上班之际,
155、常把马系在官舍阶上,醉则骑马归,颇遭官长骂(杜甫戏简郑广文虔兼苏司业)。到至德年间(公元756年758年)广文馆就被废撤了。 (3)崇玄学建立于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据新唐书百官志二云:开元二十五年,置崇玄学于玄元皇帝庙。天宝元年两京置博士、助教各一员,学生百人。每祠享以学生代斋郎。二载改崇玄学曰崇玄馆。博士曰学士,助教曰直学士。置大学士一人,以宰相为之,领两京玄元宫及道院,改天下崇玄学为通道学,博士曰道德博士,未几而罢。宝应、永泰间学生存者亡几。大历三年,复增至百人。 唐朝统治者之所以设崇玄学,是因为老子姓李,被他们视为始祖,称之为玄元皇帝,所以特崇道教,借以巩固其政权。早在开元七年
156、,唐玄宗李隆基即亲注老子道德经,命王公以下皆诵习之之后,玄宗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不仅诏两京置玄元皇帝庙和崇玄学,而且诏诸州亦各置玄元皇帝庙和崇玄学各一所。天宝元年(公元742年)西京置博士、助教各一员,学生一百人(诸州无常员),学习道德经及庄子、列子、文子,三年学成后,每年随贡举人例送至门下省,依明经例考试任用。崇玄学虽然不是研习儒家的经学,但它仍属于经学教育的范畴,其学习内容虽限于老庄学说,但学生的出路准许按明经举送。 2。唐代的地方官学唐代地方机构基本上实行州县两级制。边远要冲地区,各大州设大都督府,中下州亦设都督府,兼管地方和军队。唐朝的地方学校制度适应中央集权和科举制的需要,
157、较前代更为周详。按各地管辖范围大小和人户多寡,设立京都学,大、中、下都督府学,上、中、下州学,京县学和上、中、下县学。 李渊在即位前夕,便下令州县官学收生。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又下令:州县及乡里并置学(唐大学令集卷一五崇儒置学官备释奠礼学)。开元年间,在唐六典中规定了州县学生员名额:京都学生八十人;大、中都督府和上州各六十人;下都督府、中州各五十人;下州四十人;京县五十人;畿县、上县各四十人;中县、中下县各三十五人;下县二十人。 唐代各级地方政府除设有经学外,县以上还设有医学和崇玄学。武德初沿袭隋制而设经学博士,以五经教授学生。此后,其名屡有变更。代宗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诸州府学博
158、士,改为文学。贞观三年(公元629)敕州府置医学,设医药博士,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改医药博士为医学博士;诸州置助教,每州写本草和百一集验方贮藏。开元中,曾一度废弃医学,但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又恢复。天宝二载(公元743年)改地方崇玄学为通道学,博士为道德博士,未几而罢。 根据唐六典有关记载,将唐代地方学校的教师和学生情况列表如后。但是,事实上有唐一代的地方官学始终没有出现过全国性的兴盛局面。 尽管李渊在即位前夕便下令州县官学收生:上郡学置生六十员,中郡五十员,下郡四十员,上县学并四十员,中县三十员,下县二十员(旧唐书儒学传序),但这只是具文,并未兑现。因此,他又在武德七年二月下
159、诏:州县及乡里并令置学(大唐诏令集崇儒置学官备释奠礼诏),可是仍无实效。直到高宗时,诸州县孔子庙堂及学馆破坏,并向来未造,生徒无肆业之所,先师阙奠祭之仪,久至飘零。向来未造、久致飘零八字表明,即使在贞观年间,州县官学也是既无校舍,又无生员的。有鉴于此,李治在咸亨元年(公元670年)诏州县官司营葺学庙。这道诏令倒多少起了点作用,如在四川,想成均而变色的三蜀名儒便于此时兴修了益州九龙县(治今蓬溪县郪口乡长江坝)县学庙堂(文苍英华碑二儒一)。可是,全国性的兴盛局面尚未形成,便进入了学校顿时隳废的武则天统治时期。到了开元年间,玄宗曾一度重视地方教育。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勅州县设学。在唐六典中又
160、规定了州县官学,唐代地方学校教师学生情况表经学医地方学学校博士品秩助教学生博士品秩助教学生京兆太源河南1从八2 80 1 1 20三府学品上大都督府1从八2 60 1从八1 15品上品下中都督府1从八2 60 1正九1 15品下品下下都督府1从八1 50 1 1 12品下上州1从八2 60 1正九1 15品下品下中州1正九1 50 1从九1 12品下品下下州1正九1 40 1从九10品下品下京县 1 1 50畿县1 1 40上县1 1 40中县1 1 25中下县1 1 20下县1 1 20京县包括万年、长安、河南、洛阳、太原、晋阳诸县注畿县为三府辖县生员名额和教师配置要求(见前表),但仍然只是
161、写在纸上的,未能兑现,如永州州学,生员居然仅有十五人(新唐书循吏传韦丹传)。安史乱起,连战交捽,卒无宁岁,耳悦钲鼓,不闻弦歌,目不知书,不害为智。(刘梦得文集卷三)其时,州县官学堂宇大坏,方郡县多故,未便缮完,以至讲习之事设而不备(梁萧昆山县学记)。到叛乱平息之后的大历二年(公元767年),代宗在崇太学诏中说:干戈之后,学校尚微,僻居远方,无所谘禀。负经来学,当集京师(唐大诏令集崇儒)。很明显,他的着眼点在于恢复中央官学,而对于地方官学则不闻不问,听之任之。整个唐代后期,地方官学的大致情况是:虽设博士、弟子,或役于有司,名存实亡,失其所业(韩昌黎集处州孔子庙碑)。不仅边州素无学校(旧唐书良吏传
162、二韦机传),甚至在邹、鲁儒者之乡的兖州也处于垂五十年不知礼数的境地,未曾立学讲经(旧唐书曹华传)。总之,在唐代,从全国范围来说,州县官学衰敝之时长,兴盛之日极短。 唐代地方官中的不少有识之士,对兴办地方教育事业十分热衷,对地方教育的发展起了不少作用。此类记载散见于各种文献之中,新唐书和旧唐书中即有不少记载。高宗以后,有关州县官学兴盛的事例,散见于各种文献之中都尤多,如:显庆中,韦机在檀州敦劝生徒;神龙中,韦景骏在肥乡兴建学舍;开元初,倪若水在汴州劝励生徒;肃宗时,李栖筠先在常州,后在苏州大起学校;代宗时,罗珦在庐州、王纲在昆山、李椅在福建修学宫;德宗时,常兖在福建、郑余庆在兴远府创兴庐;元和中
163、,韩愈在潮州、曹华在兖州立学讲经;杜悰在许州作学舍。一时之间,一些州县官学学废日久的局面得以改观。李栖筠治理下的苏州,远迩趋慕,至徒数百人;王纲负责下的昆山,遐迩学徒,或童或冠,不召而至,如归市焉,有不被儒服而行,莫不耻焉;李椅管辖下的福建,家有洙泗,户有邹鲁,生徒祁祁,儒风济济,海淀荣之,以不学为耻;杜悰主持下的许州,讲筵有位,鼓箧有室,授经有博士,督课有助教;父诲其子,史规其弟;不游学堂,与挞市同。可是,这些现象犹如戈壁中的几片绿洲,苍海里的几座孤岛,终究属于个别事例。唯其难得,人们才称詠不已,要为这些地方官树碑立传。古语说:人存政举,人亡政息,唐代地方官学正是如此,偶然来了个重视教育的青
164、天大老爷,州县学便兴盛起来;过上三年两载,人事更易,后生无所从学的旧貌便马上再现,如大历七年(公元772年)李椅在福建兴学,据称已经改变了闽中无儒家流的状况,可是,当常兖建中初(公元780年)赴福建任职时,又是闽人未知学了。其间相隔不过八年,变化之大实在惊人。总之,唐代地方官学的兴盛局面没有行之有效的制度作保证,仅仅靠个别有识之士来支撑;因而只能短时间地出现在个别地方,并不能持之以恒。另一方面,唐代地方官学主要也只是行礼之处而非就学之所。唐时往往庙学并称,所谓庙指孔庙,所谓学即官学,学生不仅要讲读以时,而且要如法以祠。孔庙是顶礼膜拜圣人的地方,连皇上也要毕恭毕敬地亲自到庙里去释奠。因此,统治者
165、普遍重庙而轻学,孔庙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远远高于官学。他们在兴建时,以修庙为主,如韦机在檀州,倪苦水在汴州都是如此;在经费上,以祭礼为主,如夔(州)四县岁释奠费十六万,而于学无补也(新唐书刘禹锡传)。如此厚此薄彼,造成了许多州县有庙而无学。当时,郡邑皆有孔子庙(韩昌黎处州孔子庙碑记),但未必有官学。对于这种现象,宋元之际的史学大师马端临有所揭示:自唐以来,往往庠序颓记,教养废地,而文庙独存。为什么会出现庙祀虽设而学校不修的状况呢?他接着指出:长史之有识者以兴学立教,其事重而费钜,故如葺文庙,俾不废夫了之祠。(文献通教学校考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庙、学并存的地方,州县官学的主要活动也是以行礼
166、为主,教学为辅。学生按政府的规定,不仅要习吉凶礼、公私礼,而且要到有事处去示礼仪(唐会要学校开元二十一年五月敕),这样势必占掉许多学习时间。更有甚者,学生不务正业,专门行礼,如李栖筠作刺史的常州,学校堂上画孝友传示诸生,为乡饮酒礼,登歌降饮,人人知劝;曹华做观察使的衮州,躬礼儒士,习俎豆之容,春秋释奠于孔子庙;韩愈任刺史的潮州,师以督生徒,兴恺悌之风,行乡饮酒之礼,闻鹿鸣之歌。足见,这种兴盛局面实属祭祀行礼之盛,而非学校教学之盛。 州县学的生徒同中央六学生徒一样,经毕业考试合格的,可以参加相应的科举考试,也可升入四门学为俊士。 乡里官学是地方官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秦时期,已有关于乡学的记载,礼
167、记学记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堂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文献通考学校则说: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皆乡学也。后世因而常称地方所办学校为乡学或乡校。唐代有时也称州县一级的官学为乡校。如韩愈潮州请置乡校牒,便称当地州学为乡学。唐代州县学校的普遍设置促进了乡里学校的设立,对唐代教育的普及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不过,文献中有关唐代乡学的记载,大多数指乡村学校。唐代统治者相当重视作为基础教育的乡里学校。建国不久,便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下诏,令州县及乡设置学校。从此,乡校在全国范围内开始设置。至玄宗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正月,政府再度下敕说:古者乡有序,党有塾,将以宏长儒教,诱进学徒,仕人成俗,率
168、由于是。其天下州县,每乡之内,各里置一学,仍择师资,令其教授。(唐会要学校)天宝三载(公元744年),令百姓读孝经,又下令:每乡之内,倍增教授,郡县官长,明申劝课。中央政府的三令五申,促使各地乡里学校普遍设置。当时不少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曾于乡学就读或执政。新唐书陈子昂传说陈子昂十八岁尚不能识字,因为是富家子弟,故尚气决,戈傅自如。它曰入乡校,感悔,即痛修饬。文明初,举进士。王栖曜天宝中曾游乡学(旧唐书王栖曜传)。苗晋卿请归乡里后,出俸钱三万以为乡学本,以教授子弟(旧唐书苗晋卿传)。柳宗元与太学诸生书说自己少时不敢去上太学,只得就学于乡闾家塾。白居易也说自己曾当过乡校竖儒(旧唐书白居易传)。著
169、名宰相权德舆幼时也从师于乡塾(权载之文集卷三十八送郑录东游录),而皮日休则说自己曾在乡校学过诗文。 唐人笔记小说也反映出里学与村学的存在事实。如薛用弱集异记补编蒋琛载,蒋琛精熟二经,常教授乡里,每至秋冬时节,于湖中捕鱼以给食。李商隐樊南文集卷八齐鲁二生程骧篇,说程骧破产之后,生活贫苦,在里中借债度日,并做一些挑柴、担水、洒扫之类的杂事,同时,读书日数千言,里先生贤之,时常送些粮食布帛给他供养母亲。后程骧渐通五经、历代史、诸子杂家,不少人拜他为师。此处所说的里先生即里学中的教师。因话录卷六羽部载,宰相窦易直年幼时,家贫,受业村学,其教授叟有道术。以上诸例虽出自笔记材料和传奇小说,但却真切地反映了
170、唐代里学和村学存在的客观事实。 唐代的大量判文虽多为应铨选考时虚拟构成,但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实际情形。文苑英华卷五九师学门中保存的一些判文,为我们了解唐代乡村学校提供了珍贵的材料。兹举数例如下。坐于左塾判说:国学宏建,东序西序,乡校大起,右塾左塾。闻诗以言,执礼而动,遵夫子之善诱,仰先师之至德。里肯莫从,乡人是类。为其归师扫判师说:甲为乡学生,为其师扫,或诘之失礼。诉云:有近宾将至。掘窖试之判说:家塾党庠,著以训人之道;儒生辩士,分其志学之门。请退不益判题说:戊待先生视日,早暮不请退,乡大夫责之,词云:方及请益。此道判题中的乡大夫是指乡长,先生即乡学中的教师。 在敦煌文
171、书中,也有不少学生题记,昭示出当地各类学校设置的实况。 北莱19号妙法莲花经背面题记:己巳年三月十六日悬泉学士郎武保会、判安武保瑞自书笔记。悬泉是敦煌县的一个乡名,武保会其人当是乡学生。斯坦因4307号新集严父教卷末有一则题记为定难坊学郎自书手记,定难坊是敦煌城内的一个坊名,足证当地存在坊学。此外,敦煌文书还证明当地有州学、医学、道学、县学、社学等(参阅李正宇唐宋时代的敦煌学校,载敦煌研究1986年1期)。不过,唐代乡里官学的师资、生员、学费均无统一规定,一部分学校的经费仰仗捐献。天宝年间,苗晋卿便曾经出俸钱三万为乡学本(旧唐书卷一一三苗晋卿传)。不少乡村学校教师的生活颇为清苦,如前所述,以二
172、经教授乡里的蒋琛秋冬季节还到湖中捕鱼以给食;陆羽因不听老师的教导而被驱使牧牛三十头,大概所得也是作为老师的补贴。牛僧孺玄怪录卷三齐饶州载:饶州有一领村童教授的田先生,有时需转食、求食于牧竖。既然乡校村学经费来源不由官府,且地处乡野村落,则其兴衰与政局的变化关系较小。因此,虽然唐后期州县官学大量衰废,乡村学校却依然普遍存在,而且比唐前期还更为普及。 唐代地方学校还有小学。唐代宗宝应二年(公元763年)给事李栖筠等关于广开学校的奏议里说到:虽京师州县皆有小学,兵革之后,生徒流离。(新唐书选举志上)。足见安史之乱前,小学是确实存在的。乡村学校所使用的教材主要有民间流行的周兴嗣编撰的千字文、蒙学课本太
173、公家教、杜嗣光所著兔园册府、天宝中进士李翰所著蒙求,还有开蒙要训等书。唐人撰著的蒙求,取经传故事,编为四言韵语,共五百九十六句,二千三百八十四字,运用典故五百九十二个。内容所涉范围很广,包括天文、地理、历史、神话、医药、占卜、民族、战争、动物、植物等多方面。蒙求保存于全唐诗中,而兔园册府则已佚失,仅于敦煌遗书中保存了序文和第一卷的部分内容。 儒家经典方面的教材,主要是诗、书、礼、易、春秋左氏传等五经,所用教材为唐初孔颖达、颜师古等人编写的五经正义。此外,乡校学生还经常学习论语集解和孝经等。新五代史梁太祖本纪载,朱温的父亲朱诚以五经教授乡里。诗赋方面的教学内容则为一些著名文学家的作品,新唐书陆羽
174、传载有陆羽幼时学文识字的艰苦情形。他因读不懂张衡南都赋而被老师惩罚。 唐代乡村校的广泛设置和教育的普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科举取士的推动。乡村学校的教学内容,启蒙读物是打好识字等文化知识的基础,而经书和诗赋则是科举的考试内容。科举制的创立,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学习积极性和自觉性,使学而优则仕的儒家学说得到了具体体现。科举可以使布衣变为卿相,使田舍郎登天子堂,将读书做官制度化了。苦读可以出人头地,因而即使是贫家子弟,也想尽力读书以改变情况。唐代入官学、私塾和乡村学校中就读者,多数以应举为动机。从诸多文献记载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唐代乡村教育相当普及。开元天宝之中,已有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的情况(通典
175、卷十五),也有登高不能赋者,童子大笑的说法(孤独及权公神道碑铭)。白居易与元九书说,在江南一些地区,连娼妓都会吟诵他的秦中吟、长恨歌等诗作,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而元稹白氏长庆集则说,他和白居易的诗当时是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诗歌的流传与普及一方面说明文学的繁荣,另一方面也说明教育的普及程度。白居易的诗稿完成后曾读给一老妇人听,而她基本上听得懂。这些为我们了解和估价唐代教育普及程度提供了切实的史料根据。 3。留学生教育唐帝国国力鼎盛,海内富实,文化昌盛,对外实行开放政策,成为亚洲文化经济交流的中心,吸引了
176、不少外国留学生前来学习。据新唐书选举志所载,当时有日本、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相继遣子弟入学。吐蕃留学生入唐是在文成公主时。神龙二年(公元706年)九月二十一日敕:吐蕃王及可汗子孙,欲习经业,并附国子读书。(唐会要卷三十六) 在众多的来华者中,新罗是派遣留学生最多的国家。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即向唐派遣留学生(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唐高宗时,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并在以后的三百年里,与唐朝保持着睦邻友好关系。玄宗开元中,数入朝,又遣子弟入太学,学要术(新唐书新罗传)。新罗留学生崔致远在中国学习后还考上了进士。据东文选四十七崔致远遣宿卫学生首领入朝状分析,新罗学生在唐学习期限通常为十年。新
177、罗学生来唐人数也因时而变,每次二人至二十人不等,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37年)竟达二百一十六人之多。 唐语林(卷五)说:太学诸生三千员,新罗、日本诸国皆遣子入朝就业。 日本来华留学始于隋朝。公元630年,犬上三田为大使的第一次遣唐使带领若干名留学生、学问僧随行,揭开了日唐文化交流的初页。日本皇廷对选送留学生和学问僧极其慎重,要求必须是爱好学问、潜心研究的硕学俊彦,以便在短期内学得唐朝的学术、制度。公元645年日本历史上大化改新的有力推动者,就是留唐学生南渊请安、高向玄理和学问僧旻。 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于公元717年9月到达长安,入太学学习,后参加科举考试,成为唐朝的官吏。他留唐多年,与王维、李
178、白等结为知己,李白的哭晁卿衡一诗即是描写他们两人之间的友谊的。著名诗人王维,在赠给阿倍仲麻吕的诗序中说他名成太学,官至客卿,表明阿倍仲麻吕确实在太学学习过。 日本留学生吉备真备也在太学学习过,后经唐玄宗特许跟随著名的四门助教赵玄默学习,学成回国后位至右大臣。他取汉字偏旁制订片假名,自此日本才有了正式的文字。 由于国子监有一定的学额限制,而与唐帝国交往的国家有七十余国之多,加之六学中除律学修业年限为六年外,其余均为九年,留学生留唐年限长,又无先来者学成方得以后来者接替之规定,留学生数量越积越多,国子监无法承受,所以,如果一国派遣留学生太多,往往有被退回的情况。唐会要卷三十六载:开成二年渤海来的十
179、六人中,只六人获准上学,其余十人在青州就被遣回。新罗来的二百十六人中,只许七人入学,其余二百余人都被放回。可见唐政府对留学生并非来者不拒,亦不致全数勒回。 外国留学生一旦获准入学,即与中国学生享受同等待遇,衣食费用均由唐政府供给。 留学生除按规定学习有关课程外,还要学习中国诗文。温庭筠赠渤海国王子诗有佳句满中华之句,想见当时长安留学生文化生活的多采。留学生阿倍仲麻吕(晁衡)、吉备真备对中国的诗文都有较深的造诣。小野篁、桔逸势、菅原道真等都以中国诗文擅长。 通过吸收留学生,加强了中外文化教育的交流,传播了中华灿烂的文化,也吸取了外来文化的营养,丰富了自己的文化宝库。我国文字中吸收的日本词汇多达八
180、百个左右,相当部分就是通过留学生吸收的。 4。唐代学校的教材建设及其变革唐代学校的教材,因学校的级别类别性质不同而各有选择,并且前后也有变化和革新。除算学和医学属于实科性质的学校(关于它们的教材和课程设置,我们将在实科教育一章中详述)外,作为唐代国家学校教育的教材,主体可分述为:(1)经学教材包括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弘文馆、崇文馆、广文馆及地方儒学等使用的教材。 唐朝初年,战争的因素使经籍亡散,国家没有统一固定的教材。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628年)秘书监魏征奏引学者核定四部书籍,全国各地亦纷纷收书献书,数年之间,秘府必(毕)备(唐会要经籍)。但是,千年来,儒家经籍注说繁多,释义各异,教师和学
181、生在教学实践中缺乏统一的教材,给教育事业发展造成很大的困难。要清除思想意识领域中诸家纷争的差异,制定统一的教材是刻不容缓之举。贞观初,唐太宗命颜师古考定五经,纠正文字上的讹谬。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太宗又命国子祭酒孔颖达与颜师古、司马樟、王恭及王琰等,汇集儒学各家注释,删繁就简,辨析义理,纠偏划一,撰成五经义赞一百七十卷,诏改为五经正义而颁行天下(册府元龟学校部注释二)。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汇集儒家经典的研究成果而综合统一的教材。但五经正义颁行未久,习者尚少,故贞观十四年太宗又诏曰:梁皇侃、褚仲都,周熊文生、沈重,陈沈文阿、周弘正、张讥、隋何妥、刘炫等,并前代名儒,经术可记。加以所在学徒
182、,多行其疏,宜加优异,以劝后生。(册府元龟学校部注释二)在教学过程中,五经正义仍有许多错讹之处。于是,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勅长孙无忌及国子监三馆博士、宏文学士等,重新加以审定,至四年,改毕进上,诏颁天下,令国子监各学、州县经学及天下习儒者共习之(册府元龟学校部刊校),明经科考试亦以此为衡量标准和依据。唐玄宗开元时,置丽正书院(后改为集贤院),集四部书。同时,儒学十二经的教材有了统一的规定,去掉了一些注疏,专以五经正义为教学范本。大唐六典二十一国子监载:周易,郑玄、王弼注;尚书,孔安国注;三礼、毛诗,郑玄注;左传,服虔、杜预注;公羊,何休注;榖梁,范甯注;论语,郑玄、何晏注;孝经、老
183、子并开元御注。此后,唐代儒学教育均以此作为法定教材。 安史之乱后,唐代社会发生重大变化,政治和经济受到极大破坏,教育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影响和波及,经籍亡散,教无所依,材非一统,经典不正,取舍莫准。为振兴教育事业,唐代宗于大历十年(公元775年)六月,诏国子监官员勘校经本,由国子司业张参等,辨齐鲁之音,考古今文字,详定五经,书于国子监讲堂的东西厢墙壁上,作为儒经教学的凭依(金石萃编五经文学序列)。唐文宗太和元年(公元827年),国子祭酒齐皞、司业韦公肃令国子监内善书法者,将张参所定五经缮写于坚本之上,悬于论堂墙壁,礼部郎中刘禹锡为作记(刘禹锡国学新修五经壁本论)。太和七年(公元833年)末,
184、宰相兼国子祭酒郑覃奏设置五经博士。九年(公元835年)又因国事衰微,教育不振,典籍散乱,奏曰:经籍讹谬,博士相沿,难为改正。请召宿奥学,校定六籍,准后汉故事,勒石于太学,永代作则,以正其阙(旧唐书郑覃传),并引起居郎周墀、水部员外郎崔球、监察御史张况宗等,校定九经文字,于开成二年(公元837年)冬立石经一百六十卷于国子监,加上孝经、论经、尔雅,合十二经。但此时的十二经及所采用的教材注释与大唐六典的记载相比,已有了一些变化(金石萃编五经文学序列):周易九卷,王弼注上经下传共二卷,韩康伯注系辞说卦共二卷;尚书十三卷,孔氏传并序;毛诗甘卷,郑玄笺;周礼十一卷,郑玄注;仪礼十七卷,郑玄注;春秋左氏传卅
185、册,杜预集解并序;公羊传十二卷,何休注;榖梁传十二卷,范甯集解;孝经一卷,唐玄宗御注;论语十卷,何晏集解;尔雅三卷,郭璞注;月令一卷,李林甫等注。同大唐六典相比较,周易去掉郑玄注而加上韩康伯注;习礼记者,还须加月令一卷;左传只保留杜预的注疏;论语去掉郑玄注,留何晏集解;去老子而代之以尔雅。 中央及地方学校的教师,以五经正义为正式的国家儒学教材,但博士、助教和学士、直学士们并不是仅以此为单轨式的教读,他们中有许多人是当时的鸿师硕儒,除对规定的经典注疏有赅详的了解和掌握外,在教学工作中还阐发自己的心得、见解,并著书立说,形成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双轨形式。如唐高祖武德初,徐文远为国子博士,撰左传义疏六
186、十卷。陆德明为国子博士,撰老子疏十卷、庄子疏、周易疏各十五卷(旧唐书经籍志上)。据册府元龟六六学校部注释二记载,我们试将儒师们所撰写的教学讲义及研究成果汇列如下:周易:周易正义十四卷,孔颖达撰。周易文句义疏廿四卷,陆德明撰。周易文外大义二卷,陆德明撰。周易新注本义十四卷,薛仁贵撰。周易大衍论三卷,唐玄宗御撰。周易注十卷,王玄度撰。周易开题论序疏十卷,梁蕃撰。周易文句义疏廿卷、周易释序义三卷,梁蕃撰。 尚书:尚书纠缪十卷,王玄感撰。尚书正义廿卷,孔颖达撰。尚书义疏廿卷,刘燎撰。尚书注,王玄度撰。 毛诗:毛诗正义卅卷,孔颖达撰。毛诗纂义十卷,许叔牙撰。毛诗注,王玄度撰。 周礼:周礼义决三卷,王玄度
187、撰。三礼要记卅卷,韦叔夏撰。三礼图十二卷,张谥撰。 礼记、春秋:礼记正义七十卷,孔颖达撰。礼记绳衍卅卷,王玄度撰。春秋振滞廿卷,王玄感撰。三传异同三卷,冯伉撰。春秋三传总例廿卷,韦表微撰。春秋正义卅卷,孔颖达撰。春秋公羊违义三卷,刘晏撰,刘晏注。左传义疏六十卷,徐文远撰。孝经:孝经注一卷,玄宗御撰。孝经疏三卷,元行冲撰。 孝经注,王玄感撰。 其他教材:史记注,王玄感撰。汉书注,王玄感撰。文选注十卷,李善撰。 大唐六典规定,论语也是唐代学生学习的教材。敦煌遗书中有许多关于论语的教材。台湾敦煌丛刊初集2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斯坦历劫经录3745论语残卷末记:咸通三年。学生张文书。又同集斯坦因劫经录271
188、6论语残卷末题:大中九年(公元855年)三月廿二日斈生俞再晟写记。咸通五年(公元864年)四月十二日童子俞文进书。斈是学字的俗字,宋景文笔记中卷记:后魏,北齐时,里俗作伪字最多,如巧言为辩,文子为学之比,隋有抑,以巩易巧矣。日本那波利贞博士考证,从北魏起,敦煌地区便有造字的习惯,张文(辩)、俞再晟等都是沙州州学的学生。因而可以肯定,论语不仅是中央经学,而且也是地方州县经学的教材。 此外,唐代还有两项对儒经的音训,解释工作,有助于学生的学习,也影响以后的教学。 一是张参撰五经文字。张参在五经文字序中说:今制,国子监置学书博士,立说文、石经、字林之学,举其文人,岁登卜之,亦古之小学也。自顷考功,礼
189、部课试贡举,务于取人之急,许以所习为通,人苟趋便,不求当否。字失六书,犹为壹事,五经本文,荡而无守。由于这种情况,张参命孝廉生颜传经收集疑文互体,受法师儒,以为定例,凡一百六十部,三千二百三十五字,分为三卷。他编订这本书的根据,如他所说:说文体包古今,先得六书之要。有不备者,求之字林。其或古体难明,众情惊懵者,则以石经之佘比例为助。石经湮没,所存者寡,通以经典及释文相承隶省,引而伸之,不敢专也。(钱穆国学概论上登科记考卷十一)这本书开始写在太学孔庙墙壁上,太和间改用木版,后又改为石刻。北周时雕印成书。这本书对五经文字的源流和正音,做了考订统一的工作,对学生学习五经有帮助。 二是啖助、陆淳等人倾
190、向于弃传求经的学风。啖助撰春秋统例和春秋集传,认为左传叙事虽多,解义多谬,其书乃出于孔氏门人,非左丘明所著,也非一个人所为。公、榖空言说经,啖助反谓左传不如公、榖之于经为密。陆淳收集啖助所著书。为春秋集注纂例。他们师生不为旧说所拘,连三传也任意驳诘,更不要说照注义推演的正义。新唐书的作者说啖助不本所承,自用名学,凭私肊决,徒今后生穿凿诡辩,诟前人,舍成说,而自为纷纷,助所阶已。(新唐书儒学列传下、登科记考卷十一)他们不顾经学家法和朝廷功令,独抒己见,虽不合汉学规矩,却为宋学开风气之先。汉学体系由此渐转入宋学体系。这对以后宋代的教育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另外,唐文宗时,郑覃判国子祭酒,曾以经籍刓谬
191、。博士陋浅不能正,建言:愿与钜学鸿生共力雠刊,准汉旧事,镂太学,示万世法(新唐书郑覃传)。从之,于是将十二部经书,刻在一百一十四块碑石上,共六十五万多字,名曰开成石经,也是被广泛使用的可信教材。 (2)专业教材(不包括实科学校教材)主要是律学、书学和崇玄学律学,唐律是我国封建社会最成熟的法典,也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法典。汉代引春秋经义断狱,到了魏晋时代逐渐把儒家的礼引入法律。经过隋朝到唐初,儒家的礼成为国家立法的重要思想原则。用法强制推行儒家伦理学说,又以儒家伦理学说来保证法制的施行,是唐代法律的重要特征。法与礼的紧密结合,广泛加强了唐代法律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唐王朝很重视法的教育,设立了律学
192、,并设明法科考试。在律学中以律令为专业,兼习格式。律、令、格、式是法制文书的主体,范围极广,几乎涉及政治、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国家的政治制度到百姓的户籍婚丧,都有详密的规范。据新唐书刑法志序:唐之刑书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国之政,必从事于此三者,其有所违及人之为恶而入于罪戾者,一断以律。(新唐书刑法志)据唐六典卷六称: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正邪,式以轨物程事。律与令的关系是:律具有国家根本大法的性质,令是诏令中选取长久可行者著为定令。格和式的关系是:格主要是禁人违反的条例,式是要
193、人遵守的章程。 唐高宗永徽三年(公元652年)诏曰:律学未有定疏,每年所举明法,遂无凭准,宜广召解律人条义疏奏闻。四年(公元653年)颁布新律疏三十卷。唐律完整地保存下来,成为宋、元、明、清法律的楷模。令、格、式多已亡佚,保存在唐律疏议、唐六典、通典、唐会要等书中的令、格、式,大多已不是完整的原貌。近年来,敦煌莫高窟藏经楼出现的敦煌文书,保存了唐公式令、唐神龙刑部散颂格、唐开元水部式等,虽然都有残缺,但使我们看到了唐令、格、式的大致原貌。它们提供了作为律学教材的有关唐官制、法制以及有关唐水利灌溉多方面的文献。 书学的教材,大唐六典及唐代其它一些典籍规定甚为详明:说文解字十五卷,许慎撰;字林十卷
194、,吕忱撰;石经三体书等。旧唐书卷四十六经籍志记载,唐代文字学教科书,除说文、字林和石经三体书外,还有字统廿卷,杨承庆撰;字海一百卷,大圣天后撰;文字释训卅卷,释宝志撰;括字苑十三卷,冯翰撰。李唐皇室因老子姓李而攀比附骥,故尊崇道教。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唐玄宗设立道教学校,中央道学称为崇玄学,地方道学则称为通道学,其教材皆为道家经典:道德经、庄子、文子和列子(册府元龟贡举部考试)。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五月,中书门下省奏请改庄子为南华经,文子为通元(玄)经,列子为冲虚经,同时,又准二月制,以庚桑子为洞灵真经,但是,洞灵真经世间少本,即使是道士也很少有习者,故不久即暂停(唐会要崇元馆)
195、。 实科教育首起于隋,大兴于唐。医学、算学作为实科教育的中坚而并入国家教育体系(后详)。 (3)蒙学教材唐代的启蒙教材主要有:急就章(史猷撰)、文选(梁昭明太子撰)、开蒙要训(马仁寿撰)、千字文(钟繇撰,李暹注,周兴嗣次韵)、兔园册府卅卷(杜嗣先撰)、文场秀(孟宪子撰),以及蒙求、武王家训、太公家训、弁才家教和秦妇吟、王梵志诗集等。这些教材之为唐代儿童教科书,已由刘复敦煌掇琐、许国霖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作出证实。 急就章作为传统的蒙学教材,得到颜师古的注释订正。颜师古在急就章注的自序中叙述了当时急就章的讲授情况。他说:时代迁革,亟经丧乱,传写湮讹,避讳改易,渐就芜舛,莫能厘正,少者缺而不
196、备,多者妄有增益,人有己私,流宕忘返。至如蓬门野贱,穷乡幼学,递相承禀,犹竞习之,既无良师,祗增僻谬。若夫缙绅秀彦,膏粱子弟,谓之鄙俚,耻于窥涉。逐使博闻之说,废而弗明,备物之方,于兹寝滞。(谢启昆:小学考)这是说当时的急就章,由于种种原因,错误很多,穷孩子读它,以讹传讹,富贵人家的子弟认为它鄙俚,不去问津。于是使这本蒙学教材废而弗明。颜师古的父亲颜思鲁曾想订正注释,未及成而死。颜师古根据皇象、钟繇、卫夫人、王羲之等所书篇章,详加审核,凡三十二章。又感到崔浩、刘芳所注不能使人满意,于是据经籍遗文,先达旧旨为之解训。颜师古对于急就章的订正是有功的。 李白五岁发蒙,他说:五岁诵六甲(上安州裴长史书
197、)。 六甲即六十甲子,十天干和十二地支相配。蒙求为唐李瀚撰,有人认为是后晋翰林学士李翰,故有五代成书说。宋人王栐燕翼贻谋录中记宋太平兴国初有右拾遗李翰,故亦有宋初成书说。日本那波利贞博士认为,从蒙求之首的唐饶州刺史李良荐蒙求表中,可以确定李翰为盛唐到中唐初期人,官任信州司马仓曹参军。由此可知,蒙求从中唐以后,直到北宋初年,均作为童稚教材而广泛使用于全国各地。晁公武郡斋读书后志称该书纂经传善恶事实,类者两两相比,为韵语,取蒙卦童蒙求我之义名其书,盖以教学童云。该书的例句如王戎简要,裴楷清通。谢安高洁,王导公忠。伊尹负鼎,宁戚叩角。龚遂劝农,文翁兴学。现存本共二千三百八十四字。太公家教(唐李习之文
198、集)说: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词章不能工(李文公集卷六,答朱载言书)。宋王明清玉照新志谓该书极浅陋鄙俚,当是有唐村落间老校书为之。续传灯录法戒禅师称:恰似三家村里教书郎,未念得一本太公家教,便道文章赛过李白杜甫。可见这是唐代一本比较流行的蒙学教材。书中例句如太公未遇,钓鱼渭水;相如未达,卖卜于市。金元时颇流行于北方少数民族中。元人曾译为蒙古文,清初曾译为满文,光绪时,敦煌石窟发现古写本一卷。兔园册府一书,据王应麟困学纪闻十四载,乃蒋王恽令僚佐杜嗣先,仿应科目策,自设问对,引经史为训注。恽,太宗子,故用梁王兔园名其书,冯道兔园册府谓此也。从唐初到五代,兔园册府一直是儿童的启蒙课本,新五代史刘岳传云:宰
199、相冯道,世本田家,状貌质野,朝士多笑其陋。(冯)道日入朝,兵部侍郎任赞与岳在其后。道行数反顾。赞问岳:道反顾何为?岳曰:遗下兔园山尔。兔园册者,乡校俚儒田夫牧子所诵也。故岳举以谓道。可见,兔园册府不仅是唐代重要的儿童教材,而且其被读诵之广,涵盖了贵族和平民在内的广泛的社会阶层。宋史艺文志作兔园策十卷。敦煌有唐贞观写本兔园策府残卷和杜嗣先序。 自晚唐以后,常用咏史七言绝句作为训蒙课本。唐胡曾的咏史诗,虽然寄兴颇浅,格调不高,还盛行了几百年,刻本很多,这本书于唐咸通年间由邵阳一位老书生陈盖首为作注。陈盖与胡曾同时同里,胡曾可能是当时的一位农村老塾师。 经过识字教育以后,接着就是读论语、孝经。穆宗问
200、薛放治经何先,薛放说:论语,六经之菁华;孝经,人伦之本。(新唐书薛放列传)杜甫在诗作最能行中说:峡中丈夫绝轻死,少在公门多在水。富豪有钱驾大舸,贫穷取给行艓子。小儿学问止论语,大儿结束随商旅。(杜工部诗集卷六)唐太宗向举孝廉的人问孝经,对方答不出来,太宗不高兴,以后再不举了。可见孝经是当时的必读教材。孔颖达撰孝经章句,唐玄宗也注孝经,元澹为疏,立于学官。天宝三年(公元744年),令天下每家藏孝经一本,精勤教习;学校之中,倍加传授;州县官长,明申劝课。 (4)唐代文学与唐代教材唐代教材与唐代文学的繁荣和改革关系很密切,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说明。 第一,以诗取士与唐诗的兴盛。唐代是中国诗歌史上的
201、黄金时代。名家辈出,风格多样。诗歌繁荣的原因不止一端,但是统治者提倡,以诗取士,是一个重要原因。高宗时,刘思立为考功员外郎,建议进士科试杂文,即试诗赋辞章。唐会要说:进士举人,自国初以来,试诗赋,帖经、时务策五道。中间虽暂改更,旋即仍旧。(唐会要卷七六,进士)常兖为相时,非以辞赋登科者,莫得进用。(旧唐书卷一一九,崔祐甫传)严羽说: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严羽:沧浪诗话诗评)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说:唐以诗取士,钱起之鼓瑟,李肱之霓裳是也,故诗人多。爵禄所劝,风行草偃,诗歌成为文人得官取禄的正路,与后来明清两代的制艺相同,已成为当时青年的必修科目。扬绾在论贡举疏中说: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
202、而传文,不越诸家之集。(旧唐书杨绾传)元稹在白氏长庆集序中说:予于平水市中见村校诸童竞习诗,召而问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白居易也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白居易集卷四十五,与元九书)唐宣宗挽白居易的诗中有这样两句: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可见白诗的流行是相当普遍的。学童幼而读诗,长而考诗。这种考诗的制度和提倡作诗的风气,对加强诗歌技巧训练,普及诗歌起了重要作用。全唐诗序说:盖唐当开国之初,即用声律取士,聚天下才智英杰之彦,悉从事于六义之学,以为进身之阶,则习之者固已专且勤矣。从幼年起就注意诗歌技巧的普遍训练,是诗歌繁荣的一个重
203、要条件。显然,唐诗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高峰,是同当时以诗取士,以诗歌作为教材分不开的。 第二,教材与古文运动的勃兴。唐代初期,有萧款士、元结、梁肃、柳冕等人提倡文章的古体。柳冕指出文学衰弊的原因,是由于六艺之不兴,教化之不明。他把文学与儒道合而为一。这种理论,由韩愈来发扬光大。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旗手,他主张文学为载道之器。他的学术思想是尊儒排佛,文学主张是反骈重散。他在进学解中向学生介绍主要教材时说: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技于百家之编;上规姚姒,诨浑天涯,周诰殷盘,诘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一)他把五经
204、,子、史之书列为自己的必读书和文学典范,也就是他开展古文运动所用的教材。 柳宗元是韩愈古文运动的有力支持者、宣传者。他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谈了他对文学的主张和他经常使用的教科书。他说: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浩,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他认为一方面要在儒家典籍里求圣人之道,同时要参读于史诗赋以求其文辞。这也就是柳宗元教学生学习古文所读的教材。 由此可
205、见,中唐古文运动的勃兴,除了其根本原因应归于文学发展本身的规律以外,韩、柳等人采用这些教学内容,也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第三,文选作为教材的影响。文选是我国文学史上编选最早的一部文学总集,由南朝梁昭明太子编撰,又称昭明文选。人们能从中读到六朝以前各家的优秀作品,因此受到当时知识分子的重视。曹宪始以文选授诸生,魏模、公孙罗、李善相继传授,于是其学大兴。李善为文选注,居汴郢间讲授,诸生自远而至,传其业。从此,对文选的注释与研究,便发展成一项专门学问-文选学。唐文上家家有文选,像李德裕自称家不蓄文选,那是绝少的例外。唐代流行这样的话:文选烂,秀才半,可见文选对唐代文学的影响是多么深远。它对唐代科举,
206、尤其是对进士科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李善在上文选注中说:后进英髦,咸资準的。杜甫也说:少精文选理。日本学者梁川星岩在论诗示王香中说:一部杜诗君试阅,尽从文选理中来。这反映了日本学者对唐代诗学与汉魏六朝文学相互关系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 (5)唐代教材在国外的传播唐代学术对日本影响深远。在教育制度方面,日本元明皇帝时,仿唐制设大学寮,并在大学寮中讲授儒学经典。吉备真备自长安回国后即亲自传授,令学生四百人习五经、三史、明法、算术、音韵、籀篆等六道。与真备约略同时的膳大丘,于唐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入唐留学,专攻儒术,问先圣之遗风,览胶庠之余烈。他在长安国子监学经史,归国后成为大学助教和博士,继续传播
207、儒学,并建议从唐制尊孔子为文宣王,是为日本尊孔之始。伊豫部家守在光仁朝隋遣唐使来长安,习经学和切韵、说文、字林,返日本后在大学讲授左传、公羊、榖梁三传。公羊、榖梁之学由此传入日本。 除经学外,中国的文学也传入日本。文选作为教材,在日本传播很广,它帮助日本知识分子学习汉文学知识,培养文学意识,并作为学习写作的范本,使得文士们多在骈俪对偶方面下功夫。白居易的诗文在日本也负盛名。著名儒官林春斋在谈到这段历史时说:文选行于本朝久矣。嵯峨帝御宇,白氏文集全部始传来本朝,诗人无不效文选、白氏者。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说:教之之法有周易、尚书、周礼、仪礼、毛诗、春秋左氏传等。孝经、论语则令学者兼习。此外有算学,
208、有书学,有律学,有音学,有天文阴阳历医等学。奈良朝于大学寮外,专设典药寮,设医博士、针博士、按摩博士,传授诸生。医科习本草、甲乙脉经;针科习素问、黄帝针经、明堂、脉诀、赤神鸟针等。所订制度基本上与唐朝相同。 在蒙学教材方面,唐李瀚的蒙求、胡鲁的咏史诗都盛行于日本。这两种书与梁周兴嗣的千字文合刻,作为儿童课本。 唐代,中国经史学在新罗传布尤广。公元788年,新罗设读书出身科,考试书籍有左传、礼记、文选、孝经。博通五经、三史和诸子百家者破格擢用。新罗设国学,以经史及文选教授,不断出现擅长汉文的名家。新罗士人还爱读白居易的诗和张。的文章。蒙学教材太公尚书由中国太家教翻译而成,用到1684年,才由新课
209、本代替。 中国的数学成就也在唐代传入新罗。新罗国学设算学科,教授缀经、三开、九章、六章。三开、文章等中国数学书并由新罗传入日本。新罗神文王时,置医学博士,以本草经、甲乙经、素问、针经、脉经、旺堂经、难经传授学生,制度全仿唐朝。 唐代的教育制度和教学内容传到国外,说明当时的中国文化在亚洲诸国中是比较高的,也说明唐代国力强盛,经济发展,国家的政治制度比较完备,因而在学术、文化、教育等方面,出就为外国所取法了。 (6)唐代教材建设和改革的特点教材选择的整体性。随着时间的推演,近千年来,儒经注释繁杂,众说纷纭。颜师古、孔颖达的取舍标准有二:一是综汇百家之言,以流传较广,时间范围较大,较切合经义的注释家
210、言为基本,揉以观点相近的注释,认真辨析义理,统而线一,如五经正义。二是在五经正义之外,取距唐较近的南北朝,隋朝的注释家言为辅助性教材,既统一了教育思想,又涵顾了学术上的兼容,为儒家思想的整体化创造了条件。 唐代儿童教材的选择和编纂遵循儿童身心发展有其年龄段的特点。儿童教材大都文字浅显,流畅通顺,采用简短、整齐的韵语,或使用对偶、排比句,读之朗朗上口,便于儿童记忆和理解,而且,寓忠孝节悌等伦理道德于故事之中,适合于儿童生理及心理特点,既能使学习与思想教育相结合,又照顾到通俗性和趣味性,故而为社会广泛采用。 总括上述,唐代经过上百年的艰苦努力,官学教育制度已相当完备,达到了当时世界领先水平,在我国
211、和世界学校教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特点。 第一,等级制的强化。各级各类学校学生入学资格都有严格规定,这种规定不是根据学生的年龄和文化程度,而是按照身份和地位。在唐代的学校中,弘文馆和崇文馆是贵族学校,国子监是公侯学校,太学是卿大夫学校,四门学、律、书、算学及地方州县为下级官员子弟学校。汉代以来,历朝统治者都重儒学而轻方技,医学、兽医及天文、历法、占卜等学的学生来源只能是庶民子弟。弘文、崇文学生门荫条件优越,仕进多途;国子监学生通过科举考试,入仕希望亦很大;职业教育诸学校的学生,毕业后则大都从事所学专业方面工作,仕进缓慢。作为一种制度,什么品级的官员子弟入什么等级的学校
212、,有着严格的界限规定,这是保证其贵族化教育的有效手段。唐代世家大族的特权地位虽然早已丧失,在社会集团和经济群体的意义上已失去了存在的条件,但作为一种涵濡甚深的社会观念,贵家士族仍是唐朝前期社会风气之所尚。因此,唐代教育的等级性,也表现着当时的社会意识。 第二,儒学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占主导地位,不仅种类多,学额多,而且上下贯通,体系完整。教师、学生的待遇和学校设备也比较优厚和完善。第三,教育体制的系统化。其一是形成了完善的教育管理制度。唐代教育管理制度是贯彻统治阶级教育方针、教育目的的坚实手段。其中,黜罚制度保证教育过程正常进行;招生制度维护统治阶级的特权地位。孝经、论语等是每个学生必修的思想政治
213、理论课,这种以儒经学习为主导的教育方针,浸渍着统治阶级的伦理道德观念。算学、律学、书学、医学、以及天文、历法、兽医等的学习,则是为了向社会输送各种各样的人才。其二是建立了上下梯进,主辅分职,普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相结合的完善的学校体系。唐以前的国家教育机制,虽从汉代起就分中央和地方两级,但二者均为独立教育单位,没有层次间的递阶和主从性关联。唐代国家教育机制亦可分中央和地方两大教育层次,但二者有着息息相通的关联。里学和乡学是国家教育的基础发蒙;县学和州学是中级教育层次;中央学校则属高等教育。初级学校的毕业生升入州县学校,中级学校的业成者或参加科举考试,或入国子监学深造,以完成教育的全过程。因此,
214、一般来说,低级官员子孙,中、小地主及部分农民了弟均沿着乡学-州(县)学-国子监阶梯接受教育。儒学教育是唐代教育机制的主要内容,其它教育系统则是辅从教育。儒学教育有着从中央到地方的连贯性。国子监、贵族学校是中央教育的核心,州县经学既是地方教育的核心,也是中央儒学教育的下接续。律、书、算学、太医署、崇玄学及地方医学则是辅从的外沿教育。这种连贯型的主辅教育体系是唐代国家教育机制的特点之一,反映了以儒学为主导的思想精神与社会生活所需的结合。 职业教育是唐代兴起的新型教育,包括卜筮、兽医、天文、历法、漏刻等专业。太仆寺和司天台是政府事务性部门,唐前各朝均未招收学生,因而,兽医和天文术等只在民间流传,师承
215、关系十分严格。在职业教育体系中,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大都是贫苦人家子弟,他们在所隶属的官衙中边学习,边实践,业成后有的就地参加工作,有的则分配到对口部门。 第四,专业教育开始确立,不仅设立了文科性质的专业学校,如律学、书学,而且设立了实科性质的专业学校,如算学、天文历学和医学等。 第五,学校形式多样化。除教育行政直属系统之外,在某些行政部门,如太乐署、太仆寺、太医署、太仆署、司天台等,亦设博士,招收学生,采取带徒弟的办法,学生一面学习,一面工作,进行职业训练,把教育、研究和行政三者结合起来。 第六,唐代地方学校教育制度也较前代更为周详。按府县人口多少分为等级,规定教师和学生的名额。一直到乡里均设
216、学校。 第七,思想政治教育的确立。在中国封建教育史上,唐代是第一个统一道德教育的王朝,无论是教育制度还是科举制度,均设有道德教育课程和考试科目。有唐一代,孝经和论经是儒家思想教育的基本内容。唐高宗时,武后建议天下参加科举考试者都要修习老子,从而使道家经典也进入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域。唐代国家通过政治教育等方式,力图使儒家伦理思想成为全社会的行为指南。 (三)战乱中衰微的五代学校进入五代,学校教育及科举之制多袭隋唐旧制,但因为战乱多,时间短(公元907-960年),统治者虽有心发展教育,在人力和财力上均有很大困难。后梁开平三年(公元909年),即后梁建国之初的第三年,国子监便上奏朝廷要求修建文宣王
217、庙,并请从官吏俸钱中每贯抽取十五文,充做经费。后唐明宗天成三年(公元928年),国子祭酒崔协因经费匮乏,奏请国子监每年只置监生二百员,入学者还要通过考试。但监生并不认真学习,只是挂名候选混资历。同一时期,曾颁诸道州府各置州学之令。二年后,国子监又奏,补国子监生者按旧例入学时应交束脩二千钱,及第后再要交光学钱一千。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作保证,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教育的发展自然受到许多不利的影响。十国中,南唐升元二年(公元938年)冬十月丙子,立太帝,命删定礼乐(陆游南唐书),南汉乾亨四年(公元920年)春三月,从兵部侍郎杨洞潜之请,始立学校。置选部贡举,放进士明经十余人,如唐故事。因为五代的统治者
218、大多是唐代的文武官吏,对旧朝的文教政策和学校制度均已熟悉,所以五个朝代虽递嬗相或如走马灯一般,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基本上都能很快建立起来,在当时起到一定的作用。后周世宗显德二年(公元955年)始以大梁(开封)天福普利禅院营建国子监,置学舍,这就是后来宋的国子监所在之地。 (四)隋唐五代的私学隋未官学不兴,再加上政治腐败和战乱频仍,许多儒士转入乡间山林进行私家讲学。王通就曾在家里开馆授徒,为唐代开国培养了一大批人才。王通的哥哥王绩,隋末亦称大儒,聚徒河、汾间,仿古作六经,又作中说,并以此教授学生(旧唐书王绩传)。 唐代私学状况如何?近人邓之诚说:唐时学校为官所立,私人不得设立。(中华二千年史卷三第
219、116页)其依据为文献通考卷四十六学校考七所载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五月敕:不得辄使诸百姓任立私学。仔细通读此敕可知,不得辄使四字当属上句,而诸字,经查唐会要卷三五学校所载同敕系许字之误。这样,此敕应为:许百姓任立私学。情况大致是:开元二十一年以前,政府对于私学的设立有所限制,以后则不作任何限制。可见,唐朝政府并非一直禁止设立私学。相反,唐代私学倒是十分兴盛。办私学的有在职官吏和无意仕宦的及政治上失意的儒士,也有借此换取斗箐之资的知识分子。他们精于经学,通晓文史,在地方上被奉为名师大儒,自行在民间聚徒讲学。 唐代对私学的政策客观上也鼓励了私学的发展,使之成为一种重要的教育形式。中唐以后,
220、由于官学衰微,私学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压倒官学之势。私立学校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1。民间私家讲授有些名流学者,涉猎经史,不交世务,创立了儒宫,开设学馆,从事著述和讲学活动。如张士衡,仕隋为余杭令,以老还家,大业兵起,诸儒废学,唐兴,士衡复讲教乡里。(新唐书儒学传)又如窦常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登进士第,居乡陵之杨柳。结庐种树,不求苟进,以讲学著书为事,凡二十年不出。(旧唐书窦群传)再如李德裕以器业自负,特达不群。好著书为文,奖善疾恶。虽位极台辅,读书不辍。东都于伊阙南置平泉别墅,清流翠筝,树石幽奇,初未仕时,讲学其中。(旧唐书李德裕传)王恭,每于乡里教授。弟子自远方至者数百人。(旧唐书本传)
221、贞元年间,胡珦在献陵市置田宅,务种树为业,教授弟子。(韩昌黎集卷三十,唐故中散大夫少府监胡良公墓神道碑) 唐代不少名儒显宦幼时就是在这种学校接受启蒙教育的。如柳宗元在与太学诸生书中自称少时不敢去上太学,只得就学于乡间私塾。又如马怀素寓居江都,少事师李善。家贫无灯烛,尽採薪苏,夜燃读,遂博览经史,善属文。举进士,又应科举,登文学优瞻科,拜郿尉,四迁左台监察御史。(旧唐书马怀素传)再如窦群学春秋于啖助之门人卢庇者,著书三十四卷,号史记名臣疏。(旧唐书刘太真传) 家学是私学的一种重要形式,不少人从庭训、家学渊源中得到教育。 一些名士,也都担任过私学教师。 贞观初,著名训诂学家颜师古在得到太宗赏识前,
222、屡甚,资教授为生。与颜师古同撰五经正义的孔颖达,在入仕前也以宿儒开门授业(新唐书儒学列传)。 扬州的曹宪在隋时已聚徒讲学,学生常数百人,当时公卿以下官员都曾向曹宪学习。隋亡后,曹宪继续在扬州办私学,唐太宗曾打算征其为弘文馆学士,但因为他年纪大了,不能出来,遣使就家拜为大夫,对之极其尊重。此外还有善文达、张士衡、啖助、李邕等,都是当时著名的私学授学的名儒,培养了不少名人。 著名医学家孙思邈,唐太宗、高宗都曾召见过,并要授他官职,他固辞不受,辞疾请归。当时知名之士宋金文、孟洗、卢照邻等都执师之礼焉。 2。山林讲学山林讲学的风气从东汉以来就已存在,但兴盛则是唐中叶以后的事情。 如:阳城隐于中条山,远
223、近慕其德行,皆从之学。(旧唐书隐逸传)、庐鸿庐于嵩山,玄宗征拜谏议下大夫,固辞,许还山,官为营草堂,鸿到山中,广学庐,聚徒至五百人。(新唐书隐逸传)贞观初年,退隐白鹿山的马嘉运,少为沙门,还治儒学,长议论,退隐后,诸方来授业至千人。孙思邈也曾长期隐居太白山。 有人统计,唐代山林讲学,主要分布在终南、华山及长安南郊区,嵩山及其近区诸山,中条山、太行山,泰山及其近区诸山,庐山,衡山,罗浮山,四川诸山,九华山,浙江诸山,福建诸山(严耕望唐史研究论稿)。名儒讲学山林与士子就学山林的主要原因,除了以上均为南北东西名山,交通便利,人文繁盛,对士子颇有吸引力外,还因为唐中叶以后科举考试资格逐渐放宽,贫民寒士
224、也可以参加,而居家多缺少必备典籍,不少名山中则藏有丰富的典籍,易于学习。 3。寺院讲学唐代佛教兴盛。张籍送朱庆余及弟归越诗云有寺山皆通,可为佐证。僧徒中亦多第一流学者,不仅精通佛典,亦精通经史,不少官吏、名士都乐于与僧侣交游。许多寺院设有义学院,有丰富的藏书,吸引了不少士子前往就学,促进了寺院教育的发达。 旧唐书裴休传:家事奉佛,休尤深于佛典,太原风翔过名山,多僧寺,视事之隙,游践山村,与义学僧讲佛理。朝官视事之余还入寺与僧人讲求佛理,可见当时的风气。 日本人那波利贞考证,甘肃敦煌佛寺中,设有寺塾,并断言:寺塾所教所学为普通教育,非佛家教育,此种情形非当敦煌一地之特殊现象,而可视为大唐天下各州
225、之共同现象。近代发现的敦煌千佛洞藏书中,除一部分是佛典外,还有相当的经史子籍书,这也可以说明,寺院教育,至少在相当程度上为普通教育。 据记载,白氏长庆集共有五本,其中三本藏于寺院-一本在庐山东林寺经藏院;一本在苏州南禅寺经藏内,一本在东都胜善寺钵塔院解库楼(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后序)。可见寺院藏书范围是十分宽泛的。 一些寺院还传授实用医学知识。据记载,著名历算天文家嵩山僧一行,寻该算术,不下数千里,知名者往询焉,未至天台山国清寺。在国清寺他看到院僧聚徒讲授算术,即向院僧求得算法而归(旧唐书一行传及佛祖历代通载)。 据医学总纲记载,吐蕃医师老玉脱云丹贡布率弟子往五台山求学,受到僧人的热情接待,最后携
226、体腔内部洞察法等医书而归。 唐政府对私学采取鼓励和支持的政策,官学与私学教材相对一致,官私学学生学成后均可经过考试予以承认,成为国家的工作人员,这使得私学在唐代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十分突出。初唐和盛唐时期,它是官学的补充形式,中晚唐以后,在官学衰败的情况下,它起着继承、沿续的作用。官私学的诸种传播方式混杂在一起,交互影响,构成了唐代教育的完整面目。 五代战乱时期,官学不兴,私学是最好的补充。在民间,私人传习、聚书讲学和家庭教育很有生命力,仅从旧五代史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许多民间研读经书,习学儒术的实例。后唐张宪从小就喜儒学,励志横经,不舍昼夜,尽通诸经,尤精左传。长成后与马郁、王缄等燕中名士交游,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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