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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诗人译诗 融贯中西的论文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翻译研究出现文化转向以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作用逐渐凸显,对翻译主体翻译家的研究成为翻译研究的新领域。作为“几乎翻译了整个中国”的翻译家,杨宪益的翻译成就有目共睹。然而,由于他长期沉浸于翻译实践,鲜有谈及对翻译的看法与见解,学界对他的研究主要围绕其大量英汉、汉英翻译作品批评展开,尤其集中于红楼梦英译及鲁迅系列作品英译,较少有对他翻译思想的深层次、全面挖掘。为此,以杨宪益的诗人身份为突破口,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来探讨其诗歌创作与诗歌翻译之间的关系,得出关于诗歌翻译与创作的启示,拓展杨宪益翻译思想研究的现实维度,为当代文学翻译人才培养提供借鉴。 关键词:杨宪益;
2、诗歌;创作;翻译;译者主体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2)03?0140?05 纵观古今中外翻译史,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译者地位都十分卑微,翻译研究主要以文本分析为主,忽视对翻译主体的研究。然而,随着翻译研究的深入,特别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翻译研究发生文化转向以来,“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在翻译这个以人的思考和创作为中心的艺术活动中,最不应该忽视的恰恰就是对这个活动的主体译者的研究和重视”1。翻译家的研究得以成为翻译研究的时代课题,吸引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 杨宪益与夫人戴乃迭相濡以沫,共同翻译了上百种中国文化典籍和文学作品,译文准确、生动、
3、典雅。从先秦文学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几乎翻译了整个中国”,跨度之大,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影响之深远,不仅在中外翻译界创造了一个奇迹,被称作翻译工作者的典范,更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树起一座丰碑。 2 中国外文局副局长黄友义曾对记者说,“他的译著是所有研究中国文化的西方学者眼中的经典”3。 近年来,随着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中国传统文化典籍译著及典籍译者在世界范围内备受关注,对杨宪益的研究开始从单一的译作分析、译本比较转向多元化探索。薛鸿时译杨宪益英文自传;邹霆、李辉、雷音各自著杨宪益传记;任生民、陈晓勇、付智茜、杨小刚和禹一奇等人也从不同角度解读杨宪益翻译思想。然而,由于杨宪益长期潜心于翻译实践,
4、较少系统谈论他的译事思索,使得学术界对其翻译思想的系统、全面梳理较之于对其译本的分析研究相对落后。 因其在翻译与对外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方面的杰出贡献,2009年杨宪益获中国翻译协会“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成为季羡林之后获得该项殊荣的一代翻译巨擘。辉煌的翻译成就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他的诗人身份,使其诗歌创作没能受到应有的关注。杨宪益虽“算不上大诗人”,但说他“是有才调、有自家面目、有好诗可传的诗人,是并不夸张的”4。他的诗人气质得益于传统文化熏陶和西方教育浸润。作为具有诗人才气的译者,杨宪益的诗人气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的诗歌翻译。 一、旧体诗情怀与诗歌翻译追求 杨宪益诗作大多收录在其个人诗集银翘
5、集和与黄苗子、邵燕祥出版的旧体诗合集三家诗中,“均属旧体,主要是打油式律、绝”4。尽管出版了个人诗集,杨宪益5却在银翘集自序中坚称自己不是一个诗人,也从未认真写过什么像样的诗,确实写过一些,但都是写着玩的,并将近二十年所有 收稿日期:2011?12?10;修回日期:2012?04?02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课题青年基金项目(0yj740111);湖南省人文社科基金项目(2010lh47);中南大学中央高校青年助推项目(2010qn10);中南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人文社科杰出青年人才专项经费资助 作者简介:辛红娟(1972?),女,江苏徐州人,博士,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典籍英译
6、,翻译理论;唐宏敏(1986?),女,土家族,湖南保靖人,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 诗作冠以“打油诗”之名,甚至认为连打油诗也不够格,自谦地说:“学成半瓶醋,诗打一缸油。”众所周知,中国诗人向来好作隐语。例如,屈原楚辞中的“香草美人”,多半有所寄托。如果抛开寓意,我们终不能把诗歌理解透彻。杨宪益的打油诗也正是如此,“以俗语入诗,以俗为雅,以俗胜雅”5,是“对言不由衷、言之无物的伪诗的挑战,对温柔敦厚的传统诗教的反拨”5 杨宪益早期诗歌创作主要是与同学廉士聪一唱一和,高中两三年时间里,写了一百多首诗。可惜,这些诗大部分都已散失,只剩下雪和死两首,收录在银翘
7、集中。从形式上看,这两首诗都属五言旧体。在雪中,诗人将洁白无瑕的雪比作音乐、战士和为革命殉难的烈士,表达了诗人强烈的爱国热情和革命心愿,或许也显示了诗人以后要走的道 路。6 而死与雪的昂扬基调完全不同,显示出诗人对待生死的达观、冷峻态度。这两首诗虽在形式上采用旧体,但内容却与时俱进,积极向上,赋予诗歌新的生命。 杨宪益后期诗歌作品继续秉承这种“旧瓶换新药”的风格。在感语言之洋化中,他用七言旧体诗(律诗)形式痛斥外来语滥入汉语导致的不伦不类现象。该诗针砭时弊,用“旧瓶”自由地抒发对现实问题的看法。此外,杨宪益在夫人戴乃迭病逝后作七律悼乃迭:“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
8、圄死生轻。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诗中仿写毛泽东悼念杨开慧的词“我失骄杨”,用“失健翎”来抒发丧妻之痛。细察之下,不难发现杨宪益的诗既遵循传统的平仄、遣词、造意等严格的格律,又有巧妙而入情入理的创新,赋予了旧形式以新生 命5。中国第一家“诗杂志”诗帆创办者之一的常任侠先生曾评论说:“宪益的诗可以与散宜生(聂绀弩)的旧体新诗相媲美,不仅在内容上新奇、犀利,而且艺术质量也过得硬。”7 之所以钟情用旧体写诗,与他所接受的古典教育密不可分。他的父亲杨毓璋曾是一位业余诗人,崇拜黄遵宪,酷爱写旧体情诗。杨宪益承袭了父亲的诗人气质,对诗歌语言艺术有着天生敏锐的感悟力
9、。受国学底蕴深厚的魏汝舟先生教导,杨宪益广涉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熟读楚辞唐诗三百首千家诗等古典诗歌,打下扎实的古文功底和良好的诗歌创作基础。魏汝舟爱写旧体诗,也教杨宪益作诗。初学对对子时,杨宪益便能写出“乳燕剪残红杏雨,流莺啼断绿杨烟”的诗句。高中时受廉士聪影响,杨宪益继续诗歌创作,形式上主要模仿汉魏五言古体诗;受康有为、梁启超新体旧诗的影响,认同黄遵宪“我诗写我口”和吴宓“旧瓶换新药”的主张,认为“旧瓶”作为一种诗的形式,根本谈不上“过时”。这种形式和西方的“十四行诗”“商籁体”相同,各有其优美、合理之处,关键在于旧体诗的内容应当革新,不能再用“旧瓶”来装旧的意识,不应再用旧体诗词来表达旧的
10、感情7。尽管“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绝对否定,把格律诗说成一种与真实情感格格不入的诗体,诗才横溢的杨宪益却能够自如地用古体诗抒发个人情感,可见国学功底之深厚。 正是诗人的灵感和扎实的古文功底,使杨宪益能够成功翻译红楼梦中的诗词歌赋,充分体现诗人译诗的独特优势。由于自身好用旧体写诗,杨宪益翻译诗歌时在形式上多以诗译诗。杨宪益早期创作的诗歌模仿汉魏古体,用五言写成,同时期的诗歌翻译也多采用这种古体形式。他用五言古诗体翻译英国诗人雪莱的云雀颂和西风颂;还译过美国诗人朗费罗的生命颂,英国诗人弥尔顿的两首短诗欢乐忧思和莎士比亚剧中的一两首歌词;转译过古希腊女诗人萨孚的两三个断句。然而,这些初期的译作
11、基本失落。只有莎士比亚暴风雨中的歌词、古希腊女诗人萨孚的诗现收录在银翘集里。这两个译作丝毫看不出翻译的痕迹,古体诗的形式读起来气韵生动、文气盎然,更像个人诗歌创作。 杨宪益曾尝试翻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由于“认为著名的诗篇离骚是一部伪作”,他坚信,“模仿英雄偶句体形式翻译这首诗是恰当的”8。但英汉两种语言本质上的差别注定译作无法百分之百地还原原诗的意境、韵律、节奏。英国著名汉学家大卫?霍克斯(david hakes)曾开玩笑说:“杨氏夫妇译的离骚,与原作的精神比较,就像一块巧克力排同一个巧克力蛋那样不同。”9 虽如此,“以诗译诗”的信念仍强烈影响着杨宪益日后的诗歌翻译实践。随着杨宪益翻译风格日渐
12、成熟,领悟到“用外国的格律诗体译中国诗歌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9,他不再刻意追求“诗体译诗”,会适时地选择以“散体译诗”,杨宪益翻译奥德修记用的便是韵体,因为他意识到“原文的音乐性和节奏感在译文中反正是无法表达出来的,用散文翻译也许还可以更好使人欣赏古代 艺人讲故事的本领”10 。只是,杨宪益在史诗开头十行仍保留了原文的诗歌形式,还增加了尾韵,使其与中国诗歌行文习惯相吻合,看起来更像诗。杨宪益不受原文体裁的限制,大胆创新,译文诗体、散体夹杂,努力再现原诗之精妙。 二、至真至善情趣与诗歌翻译 内容选择 杨宪益在银翘集自序中如是说道:“诗集编完了,有朋友们认为这本集子总要起一个名字。我记得前几年同黄
13、苗子兄唱和时,曾开玩笑写过一首七律,诗记不得了,但其中有一联云:久无金屋藏娇念,幸有银翘解毒丸,当时启功兄看到,认为对得还不错。银翘解毒丸是北京同仁堂的成药,专治感冒,我常常服用。银翘是草药,功效是清热败火,我的打油诗既然多半是火气发作时写的,用银翘来败败火,似乎还合适。因此我就想用银翘集作为书名好了。”5 正如杨宪益所言,他的诗的确“多半是火气发作时”所作。如千家驹兄邀游深圳中写道:“五粮液够五天喝,百丈楼高百姓穷”,“剧怜满座无双士,治国空谈特异功”。诗人用对比的手法,痛斥官员贪图享受,喜好空谈,治国无能。“教授如今成饿殍,豪商多半靠高官”(无题三首)的诗句更是辛辣地揭露了某些腐败的社会现
14、象。针对新闻造假,有偿新闻层出不穷的现象,杨宪益还写下了“报纸头条假大空,如何蜥蜴亦称龙”(报载贵州发现龙化石),“报刊原本是宣传,只要宣传便要钱”(有偿新闻)的诗句。另外,杨宪益在1993年所写的诸首诗歌,如青海百万庄路景两首银行等,一改讽刺为抨击,从怨到怒。又一首便怒斥道:“希望工程成泡影,祖先基业换金条。官蝗吃尽民膏血,反道人民素质孬。”诗人对那些没有良知的贪官进行无情批判,显露出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诗人特有的至性至情。 读此类带有“火气”的诗,让人不由想到古罗马诗人尤维利斯的诗句“愤怒出诗人”。实际上,杨宪益讽世、骂世都是为了达到一种警世的目的。“火气”流露的是他作为诗人的一种激昂悲
15、愤的情怀,凝结的是他忧患时世的思考,宣泄的是他作为一代知识分子、文化学人的“真”。 然而,只看到杨诗的“火气”,感受不到其内在的宁静淡泊,就无法还原杨宪益诗作的全貌,无法对其进行全面而真实的解读。“杨宪益的学问不挂在脸上,也不挂在嘴上”,而是“融入了他全部的教养,平时待人,从不见疾言厉色。酒边对客,融有世说新语式的机智和英国式的幽默,都化为寻常口头语,不紧不慢地说出”5。很难想象,“火气”冲天,动辄拍案而起的杨宪益,也有如此淡泊宁静的一面。而诗人这份悠然自得的情怀也充分融入到其风趣幽默、俏皮潇洒的诗句中。银翘集里亦有很多诗人自嘲、自我调侃的诗句,如“身无长物皮包骨,情有别钟酒与烟”,入木三分地概括了诗人对酒和烟的钟爱。同是写喝酒,杨宪益却总能写出新意,情趣盎然,令人忍俊不禁。如祝酒辞:“常言舍命陪君子,莫道轻生不丈夫。值此良宵须尽醉,世间难得是糊涂。”该诗分明是表示“醉了不在乎”,而他在谢酒辞中又道:“休言舍命陪君子,莫道轻生亦丈夫。值此良宵虽尽兴,从来大事不糊涂。”这是表示“醉了很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