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借贷之间的银企关系与实业发展的论文通银行被国民政府两次改组后，定位为发展全国实业的银行，其职能和业务愈趋专业化，积极开展铁路交通建设和纺织业放款，对近代中国实业的发展和经济的近代化作出了可圈可点的贡献。但同时，由于被国家资本控制和受国民政府不良行为影响，其业务重心发生偏离，在当时的社会经济大环境下，交通银行难以对实业发展有更大的作为，这不是其自身所能决定和改变的。民国时期交通银行对实业贷款扶助的实绩，揭示了交行与实业间的互动及其与政府方面的利益纠缠，进而反映了这一时段银企关系的复杂与微妙。 关键词：交通银行；贷款扶助；实业发展；银企关系；政府干预 中图分类号：f83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
2、编号：0257-5833(2012)08-0158-11 在中国近代工业发生、发展的过程中，新兴的银行业以资金融通为杠杆，给民族实业以积极的支持，起到了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历史作用。目前学界已有不少成果对在近代中国经济史上占有非常重要地位的这一部分予以关注，但多为宏观性论述，而缺失具体而微的实证考察，如对交通银行的专题研究，可以说是屈指可数。近年来笔者在这方面有所探讨，本文拟通过对交通银行实业贷款业绩的具体分析，从微观上折射出近代中国银行业与实业发展的关系，及在此过程中政府所扮演的具体角色。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交通银行对实业的贷款扶助 1928年至1937年，是中国银行业快速发展的重要
3、时期，在经济方面，留下了中国近代史上发展最快的一段记录，这不仅表现在银行业的实力增长上，更表现在银行业的业务范围不断拓宽、与国民经济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上。 成长起来的银行家们认识到，追求银行自身的收益，要以发展社会经济为前提，必须着重对民族工商业进行贷款和投资，扶植实力薄弱的民族工商企业，期望“以金融资本为核心，结合工矿业、航运、商业等产业，形成大的金融资本集团，走出富国强民之路”注：朱荫贵：两次世界大战间的中国银行业，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这些人中有不少曾出任过交行的上层管理职务，他们的这些思想对交行的经营方针和业务走向无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特别是在1928年和1935年，国民政府对交
4、行两次改组，将其定位为发展全国实业的银行后注：徐锋华：交通银行的两次改组始末和角色定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3期。，交行与实业的关系愈益密切。 （一）交通银行主要的实业贷款 国民政府十年建设时期，交行的主要实业贷款为数不少，再加上为企业透支垫款、保付价款等就更多了。据笔者粗略统计，共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是建设放款，包括铁路23笔、公路11笔、水利10笔、电气12笔、航业2笔、公用5笔及其它2笔，共计65笔贷款；第二大类是工商放款，其中包括纺织17笔、面粉7笔、针织及化学4笔、矿产4笔及其它11笔，共计43笔；第三大类为农产类放款，包括棉10笔，盐7笔，丝茧5笔及其它4笔，共计26笔，
5、合计为134笔放款。限于篇幅，不可能一一详细介绍。笔者以其中比较重要的建设事业修筑铁路和有代表性的工业部门纺织业为例，加以展开，希望能起到以斑窥豹的作用。 为了便于读者有个大概的了解，从而能进一步比较分析，笔者将这一时段交行对铁路的放款情况整理成下表： 如表1所示，首先从时间上来看，铁路放款主要集中于19331936年，尤以19351936年较多，这既是中国经济生产最好的年份，也是交行实力最强大的鼎盛时期，有足够的资力向铁路建设放款；从信用方式上来看，非抵押即担保，或指定还款基金，说明交行对贷款业务的谨慎；从贷款额度来看，单独放款的数额较小，只有3次单独放款的数额较大，也只有60万元，另有一次
6、10万美金的贷款，而与其他银行合作组成银行团贷款的数额则明显较大，最少都是100万元以上，上千万的也并不鲜见，最多的达到2200万。当然，具体的分摊比例不一，据笔者对照比较，发现一般情况下，以实力最强的中国银行所占份额较大，交通银行虽不能独占鳌头，但也居于很重要的地位，占有相对较大的比例。银团联合放款在对铁路放款中是一种很突出的方式，在表1中所列出的21笔放款中，银团放款就有13笔，将近62%。为何银行业如此热衷于联合放款呢？因为铁路放款数额较大，通常一行难以独自承做，另外，联合放款也是“银行规避风险的需要”注：诸静：北洋时期金城银行的铁路放款与投资，民国档案 2004年第1期。，既然可以减小
7、风险，银行为了自身的生存发展考虑，自然愿意选择这种联合的方式来放款了。 再来看看对纺织业的贷款情况，笔者根据有关资料，将其整理成下表： 与铁路放款最大的不同是，交行对纺织业单独的放款较多，联合放款较少，在表2所列17笔放款中，仅有5笔是联合放款，只占总数的不到30%，这固然是行业的不同而导致的，另一方面也说明交行对近代中国纺织业的扶持还是尽了相当大的力量。从放款数额上来看，动辄上十万，以三四十万、七八十万较为常见，最多的达到200万；信用方式以抵押最多，偶有担保或指定还款基金；对纺织业放款最有特色的是贷款的期限，以1年居多，占全部放款的80%。据笔者分析，这可能与纺织业的生产周期短、资金流动快
8、有关，而这同时恰恰也是交行乐于承做的原因之一。 此外，交行还对当时一些著名的企业进行了重点扶助。如表2所列出的南通大生第一纺织公司、西安大兴纱厂、青岛华新纱厂，都是当时纺织业中的佼佼者，尤其是交行两次提供贷款的申新纱厂，更是颇有名气，申新集团隶属于荣氏企业，至于荣氏企业在近代中国实业中的地位和影响，早有大量论著专题介绍，此处不再赘述，只对荣氏企业与交通银行不太为人熟知的关系加以论述。荣氏企业机构庞大，需款甚多，但长期以来其借贷活动被中国银行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把持，荣氏实不甘心。早在1934年9月，荣氏即委托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向交行说项，请求给予资助。交行董事长很快答复说：“对于荣氏伟大实业，为
9、公为私，均愿效劳。惟此事，中国、上海两家关系已深，如合力扶助，极愿分担一分子；若舍两家而单独为之，似交情上不免为难。”注：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荣家企业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45页。流露出一种爱莫能助的无奈心情。1935年，荣氏所属的申新七厂周转不灵，中国、上海两行也不敢继续放贷，申七面临破产倒闭的困境。对申新垂涎已久的日商纱厂见有机可乘，怂恿申七的另一大债主英商汇丰银行强行拍卖申七。时任交行总经理的唐寿民得知此事后，尽力设法挽救。他派人调查，发现该厂内容的确不虚，只是资金周转不灵才发生暂时的困难。于是他宣称：“有关申七所欠各行押款，如各行无意继续经营，则交行愿意接做。”注
10、：邢建榕：民国银行家唐寿民的一生（上），档案与史学2003年第1期。此举无形中增强了申七的价值，对申七的债权银行有相当的刺激作用，再加上国内舆论的反对，拍卖才没有成功，不过这次事件却坚定了荣氏向交行靠拢的决心。不久，申新三厂欲建造仓库“新仁栈”。本来荣氏的仓库货物押款一向由中国银行经做，但这次荣氏企业领袖人物之一的荣德生却改变方针以图解围，于是“与交通银行谈成押款200万元，赖以周转”注：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荣家企业史料，第506页。 此后，交行与荣氏的业务往来渐趋频繁，多次予以及时贷款，承做数额最大的为申新九厂，最多时贷款在400万元以上，对申新七厂也达到200万元左右，在生产方面起了
11、一定作用，申新九厂“由原来的三万纱锭发展到十万纱锭，这与交行的扶植是分不开的”注：胡起翔访问记录，1962年9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档案。，交行为荣氏企业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努力。 些特别的行业，交行也颇有建树。兹举一例说明，安徽为产茶之地，祁门红茶天下闻名，但其产销渠道长期以来却不是很畅通。1936年春，安徽省政府在芜湖举行农村经济讨论会，交行派代表参加。为“辅助茶农经济，复兴茶叶贸易”起见，3月初，交行联合安徽地方银行，与皖省建财两厅、全国经济委员会农业处、祁门茶业改良促进委员会所设之祁门茶叶改良场，共同协定在祁门产区设立交行临时办事处，试办祁门红茶产销合作社贷款，由安徽
12、省财政厅担保，交行与祁门茶叶改良场签订茶叶合作贷款协议，规定“总额为45万元，月息8厘，到年底本息俱结”注：祁门茶场：茶讯，油印本。交行根据贷款协议规定，在祁门“设立临时堆栈，设管理员1人，会同茶叶改良场负责点收各合作社交来精茶”，交行不仅从资金上扶助，而且帮助其运销经营，因为交行设在上海，往来极为便利，所有贷款之红茶运销一切事项，概由皖省建设厅委托全国经济委员会农业处，在沪设立办事处，派专员负责办理，迨后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成立，办理红茶统一运销合作社红茶销售事项，又会同运委会总 销处办理，甚至临时堆栈和转运途中的保险，原则上“也由交行代办”注： 祁门茶叶改良场、交通银行协定祁门合作社茶叶运销
13、办法，1936年3月14日。交行的这几项举措，对祁门红茶的生产和销售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如两湖茶商来信表示，因“鉴于皖省统制红茶，交行踊跃投资”，他们均高兴增加茶号，扩大资本注：曾帮熙给全国经委农业处的信，1936年4月9日。转引自刘淼民国时期祁门红茶贷款案与银企关系的建立，安徽史学2005年第2期。据资料统计，仅1936年一年，交行对祁门红茶共计“生产贷款126417元，运销贷款172744元，运销茶叶8938箱”，到1937年又加大力度，红茶运销贷款“总额约250万元”注：交通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交通银行史料第一卷（1907-1949），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第462页。，
14、有力地支持了祁门红茶的扩大生产和运销。祁门红茶能享誉海内外并经久不衰，交行功不可没。这也是我国银行“在产茶区域，单独设立临时机关，直接贷款于茶农之创举” 注：交通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交通银行史料第一卷（1907-1949），第461页。也说明了交行为发展农村特产，复兴农村经济，办理农村贷款，调剂农村金融之不遗余力。 （二）对交行贷款内容的评析 在19271937年这十年中，以19321936年的业务活动较为集中，且资料相对丰富，故将这5年的大致情况列表如下，以便对其有个基本的了解。 如表3所示，财政放款和政府欠款耗去了交行的很大资力，1932年至1934年两者合计占放款总额的绝大部
15、分，1935年至1936年略为减少，但也在60%以上，尤为值得注意的是，1934年政府对上年的欠款不仅一分未还，且新借了2700多万，1936年也有类似情况，不过新借款达到9200多万。实际上，这5年来，政府旧欠只减少了100余万，而新借贷款上升了7500万，增加了约4.4倍。由此可见，政府虽将交行改组为“发展全国实业之银行”，在日常经济活动中仍是将它当成自己的金库！尽管如此，交行还是将有限的资力尽量投放于实业，从主要的三大类放款来看，工商、建设及农产放款历年来都有增长。从其增幅来看，以农产放款发展最为迅速，5年间增加了13.77倍，其次为工商放款，增加了9.8倍，建设放款增长较慢，只增加了4.66倍。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中国以农业立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农产品与广大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故对农产品的放款总额虽不多，增长率却最高，表明其对农业的重视程度还是逐步加大的。从贷款数额来看，工商放款1936年占全部放款总额的约20%，而交通建设事业放款仅占5.7%。这是因为从长期趋势来看，近代工商业的利润一般要高于交通建设利润，后者投资大，回收周期长，且带有一定的公益性质。银行家不是慈善家，利润的高低决定了银行资金的流向，在银行看来，只有“把资本投到获利最丰的职能部门才是最佳选择”注：李一翔：论影响近代中国银行资本产业化趋势发
